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倡导与研究

作者：郭小锋、李旺城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评价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具体涵义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这样，既体现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出不起诉制度的司法特点，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刑事和解不诉 被害人 加害人


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支点。应运而倡导的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则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缘起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伟大创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1]。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他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2]。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也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对话、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或者恢复正义会商，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受过训练的社会志愿者）使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交谈，共同协商解决刑事纠纷[3]。在交谈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可以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各自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双方情感等方面内容。经过全面、畅通的交谈，他们可以选择彼此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的双重机会。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三个理论框架，分别是“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4]。
1、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 Justice theory）
恢复正义理论通常被作为“当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涉嫌违法犯罪之时，由国家通过司法程序按照系统的法律规则来决定犯罪行为人责任并对其施加痛苦”的“报应正义”的对应概念加以研究。恢复正义理论则强调：一是犯罪不仅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当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和恢复；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认为政府对犯罪行为人简单的处罚并不比授权被害人直接介入刑事司法程序以寻求冲突的解决更为重要。因而，从恢复正义理论角度出发，当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5]。
2、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平衡理论是建立在被害人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当原有的平等和公正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恢复他们所期待的平衡。至于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该方式的功能和行为人对其的预期成本（包括心理成本、时间成本），因为被害人在选择方式的时候总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有时候是瞬间的，但是被害人选择的通常是成本最低、最适合的方式。因此，平衡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平衡恢复方式成本越低，被害人选择该方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社会规范允许宗族会议、老人会或其他的和解方式，被害人选择这种方式的机率就非常大。例如农村存在大量刑事案件私了的情况[6]。
3、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
叙说理论被视为被害人叙说伤害的过程，源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7]。在这种理论模式下，加害人的角色主要是聆听被害人的叙说与控诉，以及与被害人一起分析犯罪故事的情节、人物和主题来实现对故事的共同重构。该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故事内容的本身，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共鸣[8]。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提出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解读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体现西为中用，又具有中国特色。其内涵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一）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原因
1、被害人权益立体保护的缺乏
回顾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基本上是围绕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权益（如沉默权、防御权、生育权等）而展开的。诉讼改革重心的偏移影响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一是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口惠不实。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享有辩护权、请求抗诉权、对不起诉案件的申诉权和起诉权以及其他多项诉讼权能。从应然角度看，被害人的刑事诉讼权利设置较为全面和客观。但是，从实然角度看，法律赋予被害人的这些诉权因设置的非科学性而行使较为困难。例如，被害人在对不起诉案件行使申诉权和起诉权时，发现受案检察机关在做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已征求上级检察机关的意见。如若被害人再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实则毫无意义。而当被害人转向行使起诉权时，检察机关并不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由被害人自行收集证据、出庭举证，其难度显而易见。另外，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行使，须由检察机关决定，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因被害人请求而提请抗诉的近乎为零。
二是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的失落。尽管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但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得到的却是法院以判决书形式打的“欠条”，无法使其摆脱因加害人犯罪造成的生活困境。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数据另表明，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轻微刑事案件采取公诉方式进行处理，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难以实现；而采取和解不起诉或撤案方式处理，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则基本实现。
三是被害人精神抚慰权的忽视。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显然不利于安抚被害人内心的创伤。而台湾刑事诉讼法则灵活规定为“依民法之规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司法人员往往容易忽视、甚至漠视被害人内心的感受[9]，不能提供一个被害人诉说（叙说）和发泄的平台，可能导致被害人精神过分压抑以寻求报复得以解脱，最终走向犯罪。
2、轻微刑事罪犯监禁效果不佳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一种以监禁刑为主导的刑罚体制，认为只有监禁犯罪分子，使其身体受到折磨，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不可否认，实践中有因害怕监禁所带来的痛苦而放弃再犯的成功范例。但是，监禁刑究竟给刑事罪犯，尤其是轻微刑事罪犯，带来何种效果，则很少研究，即便研究也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2004年3月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10]。其结果与使用监禁刑本意相违背。（现节选海淀院部分问卷内容）

以上两组数据反映，短期服刑人员因羁押很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相互传染恶习，不利于服刑人员的矫正。


该项调查显示，轻微刑事罪犯因短期监禁产生回归社会的各种顾虑，也容易导致再犯。

该组数据直接表明，轻微刑事罪犯监禁的效果是累犯数增多，与上述两项调查结论相互吻合。正如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所述：拘留造成了累犯。蹲过监狱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重入监狱。从中央监狱出去的人有38%被再次判刑，有33%被送上囚犯船。……监狱非但没有放出改造好的人，反而把大批危险的过失犯散布到居民中，他们是散布在社会的犯罪或腐化根源；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在这种环境中，过失犯称兄道弟，讲究义气，论资排辈，形成等级，随时准备支援和教唆任何未来的犯罪行动；获释犯人的处境必然使他们成为累犯。他们离开监狱时持有一份证件，无论到哪里都要出示它。上面写着他们的服刑判决。他们难以找到工作，只得过流浪生活，这是造成累犯的最常见因素[11]。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切合点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已掀起一股热潮，统一口径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改变当前我国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从属诉讼地位，同时，也有助于加害人矫正与回归社会。但是，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研究不够，大多数研究成果仅侧重于研究某一类案件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以及刑事自诉案件等方面。至于该制度践行于诉讼何阶段以及与刑诉法如何结合等问题，则论及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化应选择“以审查起诉程序为平台、不起诉制度为载体”构建模式。其理由为：
一是刑事自诉和解已为法律所承认，故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国化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二是选择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和解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审查起诉阶段已将犯罪事实查清，其原因、后果、责任等泾渭分明，只要符合和解案件范围规定，进行和解有依据，有基础。其次，侦查阶段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有待确认，且公安机关不具有犯罪的刑罚处置职能，当事人“和解”后公安机关撤案，没有现实的法律依据；审判阶段，对公诉案件而言，是一个“不告不理，有告必理”的阶段，既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就不应当和解，势必影响国家公诉权的严肃性，退一步讲，即便可以和解，时机已不如审查起诉阶段；执行阶段，法院已做出了确定、不可改变的判决，和解对加害人没有任何意义[12]。最后，检察机关系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宪法职权。
三是刑事和解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刑事和解（微罪）目的在于加害人积极赔偿损失后获得被害人谅解，重新回归社会，也即相对不起诉。因而，二者之间具有外在的统一性。这样，只要在法律上做出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具体规则，即可实行。
三、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寓刑事和解制度、相对不起诉制度为一体的全新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必将对法治社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一）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的匀称[13]。其相对含义是“不配合、不适当和不匀称”，也即“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冲突可以被视为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挑战，那么防范和协调冲突则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之义。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作为解决刑事冲突的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条新的实践思路。我们知道，刑事冲突或犯罪往往对正常、平静、和谐的社会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与破坏，也即通常所说的犯罪客体。这时，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则顺应了这一需求，其根本任务是使得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而且是一种内在的恢复，有别于以往那种“打击求和谐”的表象恢复。后者是在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同等减损情况下的一种简单恢复，而前者则是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14]。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深圳市人大


（1996年10月29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规范交通管理处罚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对本条例列举的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未列举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公安、司法机关及其他特种车辆的驾驶人员，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深圳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是市道路交通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公安交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第四条 实施道路交通管理处罚，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罚款处罚实行票款分离制度。
第五条 执勤的交通警察必须严格执法，文明执勤，着装整齐，举止端庄。
第六条 交通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
第七条 交通警察执行职务必须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市公安交管部门应当对道路交通管理处罚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第二章 处罚种类与运用
第八条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分为下列五种：
（一）警告；
（二）罚款：二十元以上、三千元以下，合并执行不得超过五千元；
（三）吊扣驾驶证：十五日以上、三个月以下，合并执行不得超过六个月；
（四）拘留：一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五）没收：车辆、有关装置。
罚款、没收车辆的拍卖款全额上缴市财政部门。
第九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应当给予警告或者从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免予处罚，但应进行教育，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第十条 残疾人因生理缺陷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不予处罚。
第十一条 对同一次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处罚。
第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章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与处罚
第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罚款：
（一）通过设有停、让标志的路口，不按规定停、让的；
（二）行经人行横道、黄方格停车的；
（三）往车外抛撒物品的；
（四）驾驶和乘坐两轮摩托车不戴头盔或者侧坐的。
第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
（一）进入导向车道后变更车道或者不按规定方向行驶的；
（二）不按规定车型分道行驶的；
（三）遇有行进方向的路口交通阻塞时，仍然进入路口的；
（四）驾驶残疾人专用车载人、载货的；
（五）在机动车驾驶室及前档风玻璃范围内悬挂、放置、张贴各种标牌或者其他物品影响操作、妨碍驾驶视线的；
（六）不按规定位置安装或者故意遮盖车辆号牌的；
（七）异地驾驶员未办异地委托管理登记手续驾驶深圳营运车辆（含驻深货运车辆）的。
违反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并处吊扣驾驶证十五日；在十七时至十九时违反的，处两倍罚款。
第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罚款：
（一）不按交通信号指示或者指挥行驶的；
（二）在划有黄线路段或者其他禁停路段停放车辆的；
（三）军队、武警驾驶员驾驶地方车辆或者地方驾驶员驾驶军队、武警车辆的；
（四）在单实线、双实线路段超车或者跨线行驶的；
（五）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或者人行道行驶的；
（六）驾驶客运车辆不按规定路线行驶或者在道路上随意上下客、不按规定站点停靠的；
（七）在禁鸣区域内鸣喇叭的；
（八）驾驶的车辆车体残损、机件不符合安全要求，或者排放黑烟污染环境的；
（九）驾驶非营运机动车收费载客的。
违反前款第（一）、（二）项规定之一的，可以并处吊扣驾驶证十五日；十九时至次日七时违反第（一）项的，处两倍罚款。
违反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安交管部门可以将车辆移至指定地点并暂扣车辆；违反第（八）项规定的，应当暂扣车辆或车辆行驶证，并责令其限期改正；违反第（九）项规定的，可以暂扣车辆。
被拍照记录闯红灯的机动车辆，可以依据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罚车主。
第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三百元罚款：
（一）前方受阻，驾驶机动车辆不按规定排队等候，争道行驶的；
（二）逆向行驶的；
（三）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车辆的；
（四）学习驾驶员单独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的；
（五）未申领教练车号牌或者不按指定时间、路线在道路上进行驾驶教练的；
（六）持境外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的。
违反前款第（一）、（二）项规定之一的，可以并处吊扣驾驶证一个月；违反第（三）项规定的，可以并处吊扣驾驶证二个月。
第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罚款：
（一）前方无障碍而故意在道路上慢驶、停驶或者以其他方法阻塞交通，不服从指挥的；
（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无驾驶证的人驾驶机动车辆或者将机动车辆交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的；
（四）持挪用、转借的机动车牌证或者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的；
（五）使用涂改、失效、伪造的机动车牌证的；
（六）违反规定安装、使用警报器或者警灯的；
（七）驾驶擅自更改机动车发动机号码或者车架号码的机动车辆的；
（八）驾驶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的；
（九）驾驶私自拼装的机动车辆的；
（十）不按规定超速行驶或者强行超车的；
（十一）使用涂改、失效、伪造的驾驶凭证驾驶机动车辆的。
违反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之一的，并处吊扣驾驶证三个月；违反第（二）项至（四）项规定之一的，可以依法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违反第（五）、（六）、（十一）项规定之一的，收缴无效的机动车牌证及驾驶凭证，没收非法安装的警灯、警报器；违反第（七）项至第
（九）项规定之一的，并处没收车辆、收缴号牌及行驶证。
违反第一款第（四）项至第（九）项规定之一的，可以暂扣车辆。
第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辆装载货物，每超载一吨，处一百元罚款；机动车载人，每超载一人，处五十元罚款，并责令其立即改正。
第十九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可以处警告或者二十元罚款：
（一）驾驶牌证不全或者无牌证的非机动车的；
（二）驾驶有机械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的；
（三）在机动车道行驶或者违反交通信号行驶的；
（四）自行车载物超高、超宽、超长的；
（五）非机动车逆行或者骑自行车载人的。
违反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暂扣车辆，对不能提供合法来源的，予以没收；违反第（二）项规定的，没收动力装置。
第二十条 行人、乘车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可以处警告或者二十元罚款；
（一）违反交通信号通过人行横道的；
（二）翻越、钻越交通隔离护栏的；
（三）在机动车道行走或者兜售物品的；
（四）乘车人往车外抛撒物品或者妨碍驾驶员操作的。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其立即改正，限期恢复原状；情节较轻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损坏或者擅自移动交通安全设施或者以其他方式影响交通安全设施正常使用的；
（二）道路施工现场周围未按规定设置安全围栏和警示标志的；
（三）道路上的收费站未开足通道，影响道路畅通的；
（四）未经公安交管部门批准，占用道路或者在道路上设置路障、广告、招牌、交通标志、标线的；
（五）在道路上倾倒、撒落垃圾、沙石、余泥渣土等妨碍交通安全物品的；
（六）未经公安交管部门批准，擅自挖掘道路、开设路口或者未按限定期限恢复原状的；
（七）未经公安交管部门批准，擅自改变车身颜色或者车容外观的。

第四章 执行程序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处罚，按下列权限行使：
（一）对行人、乘车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处二十元以下罚款的，由执勤的交通警察当场决定并执行；
（二）处警告、一千元以下罚款、吊扣驾驶证三个月以下、没收有关装置的，由市公安交管部门所属的交通警察大队决定并执行；
（三）处一千元以上罚款、吊扣驾驶证三个月以上、拘留、没收车辆的，由市公安交管部门决定并执行。
前款第（二）项处罚权限，市公安交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行驶。
第二十三条 执勤交通警察当场决定并执行罚款的，须二人以上，并应当出具违反交通管理当场处罚决定书和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
暂扣驾驶证和车辆行驶证的，应当出具暂扣凭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回交通警察大队。
暂扣车辆的，应当出具暂扣凭证；并在六小时内交回交通警察大队。
第二十四条 公安交管部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公安交管部门对当事人作出二千元以上罚款、没收机动车辆的处罚决定之前，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第二十五条 公安交管部门对暂扣的机动车辆，应当在违法行为处理完毕后即时返还；对当事人超过三个月不接受处理或者经通知不认领的，应当登报公告；对公告后一个月仍不认领的，应当上缴市财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六条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当事人，应当在收到的公安交管部门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决定通知书》上签名。拒绝签名的，可以暂扣其驾驶证。
当事人或者车主受到罚款处罚的，应当在收到上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银行交纳罚款。逾期未交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被暂扣车辆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车辆拖吊费、停车费。
第二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交管部门可以注销其驾驶证和异地委托管理登记证：
（一）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不接受对其违法行为处理的；
（二）年度审验期内，被记录闯红灯十次或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二十次以上的；
（三）被暂扣、吊扣驾驶证后，假报被盗、遗失补领驾驶证的。
被注销驾驶证的，一年内不得申请领取机动车学习驾驶证。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拒绝、阻碍交通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对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进行围攻、打骂、侮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公安交管部门应当建立交通管理执法的社会监督制度，聘请社会有关人员，对交通警察的职务行为实行义务监督。
公安交管部门应当设立受理举报的专门机构和举报电话并登报公布，对公民的举报及有关建议和意见应当及时办理，并将办理情况答复举报人或建议人。
第三十条 市公安局和上一级公安交管部门对公安交管部门的执法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发现处罚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市公安交管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对违法处罚行为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因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
第三十一条 交通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止执行职务，并给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的；
（二）接到交通阻塞或交通事故的报警后，无故不及时赶到现场处理的；
（三）暂扣车辆、证件不按规定时间上交的；
（四）处罚不出具票据、处罚决定书，暂扣车辆、证件不出具暂扣凭证的；
（五）故意损毁当事人证件、物品的；
（六）打骂、侮辱当事人的；
（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
第三十二条 公民举报的交通肇事行为和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经公安交管部门查证属实并依法进行处罚的，由公安交管部门给予适当奖励。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公安交管部门暂扣措施或者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上一级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公安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在内。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1996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