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罪犯管理教育中的几种价值冲突与对策

深圳监狱 覃 春


[内容提要]
本文从管理教育罪犯的实践出发，着重探析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管理教育罪犯的新难题以及由此所凸现出的几种价值冲突：1、罪犯良好待遇与我国现有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平衡；2、管理教育罪犯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实现改造罪犯宗旨的矛盾；3、现行的罪犯改造情况评价标准的不足与预防犯罪终极价值的冲突；4、现行的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背离。针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笔者结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从制度层面等角度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应对方法。


“为了全面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展示我国监狱的现代、文明的形象，不断提高监狱管理水平和改造质量”①，1995年，司法部提出了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并在全国监狱系统掀起了“创建风暴”，使理性、文明之光在大墙内闪耀，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理论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监狱事业发展，使我国监狱开始向规范化、文明化、效率化、科技化的方向前进。但是，在社会犯罪恶性化趋势日趋严重、押犯构成恶性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罪犯的心理呈现出心理需求趋向畸形，改造动机趋向功利，服刑意识趋向淡化，价值观念趋向扭曲，反社会意识趋向增长的特点；罪犯的行为也将表现出交往关系趋向庸俗，改造行为趋向狡诈，狱内消费趋向超前，改造过程趋向曲折，非正式群体的活动趋向活跃等特点”②，这也为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现实的物质条件、现行的种种管理教育制度和手段还不能完全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真正要求，从而引发了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的一些价值冲突，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初浅探析，借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几种价值冲突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比较先进、完善的监狱设施和健全、有效的改造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教育改造，具有较高改造质量的场所。为了便于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量化评价，司法部制定了《考核评审细则》，列出系列的考评标准，然而，部分考评标准却与现实物质条件、现行教育管理罪犯的制度和实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和背离：
（一）罪犯普遍的良好待遇（或称人道待遇）与中国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水准的对比失衡，导致对社会公正性和改造效果的质疑。
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监狱要建立完善的生活卫生制度，配备相应的生活设施，保证罪犯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条件，如罪犯饮食实施实物量标准（具体到鱼、肉、蛋等的具体数量）、罪犯人均建筑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等、对有病的罪犯及时治疗等，此外还要对罪犯采用科学的教育手段（如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电化教学等），创造有益于罪犯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改造环境和氛围（如建立图书阅览室等）等；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对罪犯给予人道待遇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们更应看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还比较贫困，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在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生活水准，在中国还有数十万失学儿童这样的现实物质条件下，对所有的罪犯都实行这样的标准，只能让人们感到社会的不公正——危害社会的罪犯待遇在很多方面要优于为社会纳税的守法公民。退一步来看，即使是按照“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经济发达地区来按此标准实行，如在深圳，这样的标准确实低于深圳居民平均水准，但仍不能否认的是：和罪犯犯罪前同一生活层次的人群（如普通的打工者）的生活也难以达到这一标准；另外，我们还必须清楚的看到，在深圳监狱的在押罪犯中，95%以上是非深圳籍罪犯且大部分来自于偏远农村，他们以前的生活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标准，通过罪犯自身的前后对比，也亦产生社会的不公正——犯罪比守法的某些待遇要好；同时这也必将要影响到对罪犯的改造效果，当罪犯刑释后再次长期面临生活的困境时，他就有可能去选择犯罪，因为它的犯罪收益要大于其犯罪成本（特别是在只有20%——50%的破案率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条件下），事实上，有部分“多进宫”罪犯或着老病弱罪犯就有着这种强烈的意识（甚至是行动），这也是其他监狱已经碰到过的改造难题。
当然，罪犯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良好待遇不能绝对地证明其总体待遇高于普通守法公民，罪犯还要经受被剥夺自由的痛苦，但是，在物质文化需求没有普遍得到基本满足及其罪犯服刑意识逐步淡化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这种不公正性和负面效果性的客观存在。
（二）、改造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根本宗旨的冲突
在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奉行文明管理，大力推行文明执法和狱务公开，严禁干警体罚、变相体罚罪犯，严格规定了对罪犯使用警戒具的条件和程序等，这有效地防止了监狱干警任意违规执法情况的发生，保障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这符合世界行刑的基本原则和潮流；与此同时，在罪犯的管理教育体系中却缺乏对违规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这就出现了对罪犯权利保障要求的提升和对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惩戒力度降低的强烈反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相对弱化，这既不利于改造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达到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在现行的《罪犯考核奖罚规定》和《罪犯分级管理规定》中，对于严重违纪（不构成犯罪）的罪犯最为严厉的惩罚是降为严管级并进行禁闭（最多14天），严管级的待遇较其他级别的最大差异仅限于不得提请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受到严格限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在待遇上的重大差异。工作在一线的干警都知道，常习性的违规罪犯多是那些亲情观念淡薄或家中已无至亲、刑期相对较短（5年以下）或者刑期相对较长（15年以上）、价值观念严重扭曲（如为逃避劳动而自伤自残）的罪犯，对这部分罪犯即使实施上述最为严厉的惩戒，效果往往是不尽人意，在管理和教育罪犯的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
此外，对现代化文明监狱标准的教条化理解也事实上造成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弱化和负面效应，如对非正常死亡率标准的把握，有的监狱为了实现对此的严格控制，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如哪个分监区发生罪犯非正常死亡（如罪犯自杀），从监狱领导到分监区值班的干警都要追究责任，其实，对此问题不应“一刀切”，而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责任，真正推行“过错责任原则”，要切实调查清楚罪犯的死亡与干警的管理疏漏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若干警有能力并有可能（以其他普通干警在此情况下的能力和认知可能为标准）予以制止而没有采取应有措施或者是干警的不当管理导致，自当难逃其咎；倘若没有必然联系，也就失去追究责任的因由，如罪犯因无法忍受病痛自杀或者多次申诉失败后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是意外事件，特别是在干警进行正当批评教育后自己想不开而自杀，干警也采取了夹控措施，落实了巡仓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罪犯死亡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则不应当追究责任，这也是《评审细则》中规定非正常死亡率幅度的题中之义。倘若教条的理解这一标准，必然会错误追究责任，必在干警中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更要注意的是，当罪犯以自杀等方式来要挟干警或达到特殊目的时，更不应当过多追究干警不当责任（不构成犯罪），否则必将在干警中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对类似的罪犯管理时必然会追求“罪犯不出事”的功利价值，而忽视对罪犯管理教育的终极价值——改造罪犯，预防其再次犯罪，这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背道而驰的。
（三）、罪犯改造情况评价标准的欠缺与预防犯罪终极价值的冲突。
在现行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在评价罪犯改造表现时常用的标准是：遵规守纪情况、劳动产量、“三课”学习成绩、特长贡献等，这都是对罪犯表现的客观评价，而对罪犯思想改造（内心的悔罪意识、危险倾向及再犯罪的可能性）的评价近乎是空白（即使是对认罪服法态度的评价，也因涉及到认罪服法率等量化指标的限制，往往以罪犯自我表述为据，很大一部分都是“真实的谎言”，考评流于形式化），容易导致对罪犯改造表现评价的表面化和简单量化，不能准确的评价罪犯的改造表现，滋生“假积极”、“在监狱里走新生路，回归社会后走老路”等虚假改造现象，难以确保改造质量，这种评价体系和方法可以在操作上带来一定的便利和高效，但这既是与预防犯罪的终极价值是相左的，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改造质量的要求相背离的。
（四）、现行的分类管理、分类教育和分级处遇的僵化标准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冲突。
现行的分类分押标准仅是按照犯罪的性质进行划分，是一种按照已然情况进行的静态分类，不能体现罪犯现实的改造情况和危险性，而且由于犯罪类型的本身构成限制（如暴力型、财产型占80%以上，淫欲型不到10%）和监区生产的压力，使得分监区的分押纯度难以达到较高程度，这与分类教育要达到100%的覆盖面又形成了突出的操作性矛盾，同时容易导致罪犯淡化羞耻感，强化罪犯的认同感和纠合性，给教育改造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种现行的分类标准缺乏科学性，不符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科学管理要求。
此外，现行的分级管理和分级处遇也过于简单，不能体现罪犯改造情况的差异，不能充分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现行分级管理主要是依据罪犯的服刑时间长短和粗略的改造表现来定级，服刑时间达到要求，没有重大违纪、能完成劳动任务，就予以晋级，而且，四个级别的处遇差距仅在于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的差异；这样就难于体现同一级罪犯的改造表现差异和待遇差异，缺乏公平性、科学性。
二、 解决相关冲突的对策
针对以上种种冲突，在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监狱工作的经验基础上，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和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参照有关犯罪学理论，笔者提出如下解决问题的对策，试做探讨：
（一）进行分类管理标准的改革，从“改造人”的宗旨出发，应以现实改造表现和刑释后等进行动态分类，强化对罪犯思想改造的考核，准确的评估罪犯的改造表现，并建立与分级管理和待遇的互动联系，体现科学性，增强罪犯改造意识，达到预防减少犯罪目的。
1、重置分类标准，按现实表现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将罪犯分为三类：（1）A类，没有危险性，再犯罪可能性低，易改造。这些人有较强的羞耻感，监狱这样的特殊环境和经历对这类罪犯达到了教育改造目的；（2）B类，有一定的危险性，予以一定的教育和劳动能够转化，这也是罪犯中主体，因此创造良好的改造环境是有较大的帮助作用的；（3）C类：危险性较高，重新犯罪可能性极大，难以改造。这样既可以使分押率达到较高纯度，又可以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采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教育措施。
2、建立动态分级管理体系，扩充分级待遇的内涵，建立分级管理与分类管理的互动联系。
增加罪犯分级级层，将各级的待遇差异扩充到饮食、居住、看电视、电影、参加文体活动、参加社会参观等罪犯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韩国《罪犯分类待遇规则》（1999年6月实行）），并与每月（或者是每季度）的考核（道德操行、劳动情况、学习状况）相挂钩，进行相应的晋级或降级，使罪犯的改造表现、危险程度直接与其待遇相关（如对C类罪犯实行高度戒备，较多限制自由，待遇远低于A类和B类罪犯）体现罪犯改造表现的实际情况，激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
3、建立专门分类和分级的评估机构，强化思想考核内容，增强评估和分级的准确性。
（二）通过建立严管监区（分监区）、扩大严管范围、实行严格的差别待遇等多种方式强化改造手段。对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罪犯倘若采取禁闭等手段仍不能达到教育效果，其分级管理序列又处于C类的，经过综合评估后，则可以将此类罪犯调入严管监区（分监区），进行高度戒备，严格限制其活动自由，在饮食等生活待遇上低于一般罪犯水平，并先把体力劳动作为主要的改造手段，具备足够的劳动体验后，配备综合素质（突出说教能力、管理能力）比较强的干警队伍（待遇从优），集中对罪犯进行自身素质（突出技能素质）的教育。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刑罚执行的强度，追加犯罪成本，产生减少犯罪量的效应③ ；另一方面有助于集中力量强化对此类罪犯的教育，此外还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有效防止“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现象的发生。
（三）联合公安机关，建立对C类罪犯（危险性大，再犯罪可能性大）的全面跟踪管理体系。此类罪犯刑满释放时，监狱应将该犯的有关信息（指纹、性格特点、社会关系、再犯罪可能性等）告知其户籍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此信息输入其个人简况中，通过互联网、IC卡式身份证等信息技术和载体传递到其流动地（或暂住地）公安机关，列入重点管理，一旦其进行再犯罪活动，就使其难逃法网。这样通过增加其再犯罪的定罪概率，打消罪犯作案的侥幸心理，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罪量的目的④；这同时也对罪犯形成心理威慑，促使其主动端正改造态度，减少“混刑期”等消极改造现象，提高改造质量。
（四）注重实践问题的调查研究，建立监狱改造成果的科学衡量体系，侧重对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考察，取消一些不科学的指标限制，防止为了追求管理的稳定性而忽视、牺牲对罪犯教育改造功能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此外，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创建要真正的按照“量力而行”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因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和软件要求必然高于现行的普遍水平，它所代表的是对监狱未来工作方向的一种指引，是现代化社会下监狱工作的一个基本目标，因此要根据各地区、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分步进行，否则，人为地强行建立一种超越现行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净土式”监狱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否则必然会不利于监狱自身的发展，也会给罪犯的管理教育工作带来监狱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五）继续加强经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罪犯的生活条件基本与外界持平，降低予以罪犯良好生活待遇带来的负面因素。


注释：
① 见《关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和实施意见》
② 陶国元 《攻心治本 力促罪犯重返社会》 发表于中国监狱在线网监狱论坛（2001年7月），作者系江苏省监狱学会会长
③④此系犯罪原因的经济学理论观点，1968年美国学者贝克尔把贝卡利亚和边沁的刑罚威慑理论用现代消费需求理论中的数字形式来表达。他分析了定罪概率和刑罚程度的效应，发现增加这两者中任何一项都会减少犯罪量。参见《犯罪学通论》401页，康树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二版。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温州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的通知

温政发〔2009〕4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温州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实施。

　　 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温州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医疗安全，维护医疗秩序，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

　　第三条 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应当遵循预防为主、依法处置、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患者的健康生命权、公平医疗权、疾病认知权、知情同意权、服务选择权、隐私保护权、求偿权等就医权利受法律保护。

　　患方应当尊重医务人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和解决医疗纠纷，不干扰医疗机构正常的医疗秩序。

　　第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能，指导医疗机构做好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置工作。

　　公安机关依法加强医疗场所的治安管理，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及时处置医疗纠纷现场各种违法行为。

　　司法行政部门应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并加强对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

　　保险监督机构应依法加强对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患方所在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应配合医疗纠纷处置工作，做好稳定和教育工作，应医患双方或者一方请求参与医疗纠纷处理。

　　第七条 市和县（市、区）要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负责医疗纠纷的调解工作。

　　调委会是调解医疗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管理下，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开展医疗纠纷调解工作。调委会工作经费和人员补贴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调委会调解医疗纠纷不收取费用。

　　调委会组织和工作办法由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卫生、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八条 全市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承担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机构应当设立医疗纠纷理赔部门，参与处理医疗纠纷。

　　第九条 新闻媒体应当适时报导医疗纠纷处理情况，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力求客观公正，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第二章　预　防

　　第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规范医疗机构执业准入，加强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督促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维护患者利益。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加强自身管理，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医疗安全。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院务公开制度、医务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责任追究制度、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医患沟通制度、安全责任等制度。

　　医疗机构应当设立患方接待场所，接受患方咨询和投诉。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疗纠纷处置预案，并报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及调委会备案。

　　第十三条 医务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操作规范；

　　（二）树立敬业精神，遵守职业道德，增强责任心，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

　　（三）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四）在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的前提下，如实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及医疗费用等情况，并及时解答其咨询；

　　（五）规范书写病历等医疗文书，不得隐匿、伪造、销毁医疗文书及有关资料。

　　第十四条 患者及其家属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医疗机构相关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医疗秩序；

　　（二）如实向医务人员陈述病情，配合医务人员实施诊断、治疗和护理；

　　（三）按时支付医疗费用；

　　（四）发生医疗纠纷后，依法表达意见和要求。

　　第十五条 公立医疗机构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等相关保险，非公立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

　　第三章　报　告

　　第十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导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报告制度，规范医疗纠纷报告工作。

　　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医疗纠纷处置机构及报告制度，并按规定报告医疗纠纷，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第十七条　医务人员对发生的医疗纠纷或者发现患方有扰乱医疗秩序行为的，须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医疗机构须及时向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和调委会报告。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须立即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警：

　　（一）停尸闹丧或者聚众占据医疗机构诊疗、办公场所的；

　　（二）故意损坏或者窃取医疗机构财产、设备和病历、档案等重要资料的；

　　（三）妨碍医师依法执业，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务人员或者侵犯医务人员人身自由、干扰医务人员正常生活的；

　　（四）其他严重影响医疗秩序行为的。

　　第四章　处　置

　　第十九条 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应当启动医疗纠纷处置预案，按下列要求进行处置：

　　（一）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采取控制措施，防止患者人身损害加重和事态扩大，及时将医院专家会诊意见告知患方，并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

　　（二）在医患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按有关规定封存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

　　（三）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必须按规定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者殡仪馆，要求尸体解剖的，按有关规定进行；　　

　　（四）告知患方有关医疗纠纷处置的办法和程序，答复患方的咨询和疑问，引导患方依法解决纠纷；

　　（五）医疗机构必须设立专用接待场所用于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

　　（六）医患双方应推举代表进行协商，代表人数不超过5名；

　　（七）处置完毕后，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医疗纠纷处置报告，如实反映医疗纠纷的发生经过及调查、处理情况。

　　第二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纠纷报告后，应按照下列要求处置：

　　（一）责令医疗机构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必要时派人赶赴现场；

　　（二）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和教育疏导工作，引导医患双方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接到医疗纠纷报告后，应按照下列要求处置：

　　（一）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二）开展教育疏导，制止过激行为，维护医疗秩序；

　　（三）依法处置现场发生的各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四）对拒绝移尸行为者，依法强制处置。

　　第二十二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选择以下途径解决：

　　（一）医患双方协商解决；

　　（二）申请调委会调解；

　　（三）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的申请；

　　（四）通过司法诉讼解决。

　　双方当事人同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共同向市医学会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

　　第五章 调解与理赔

　　第二十三条 调委会受理医疗纠纷医患双方的调解申请，履行调解处理职责：

　　（一）组织医疗纠纷调查，收集相关资料，了解医患双方的意愿；

　　（二）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医学知识，引导医患双方依据事实和法律，公平、妥善解决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三）经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按照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书；

　　（四）分析医疗纠纷形成的原因，向医疗机构提出医疗纠纷防范意见和建议；

　　（五）向有关部门报告医疗纠纷调解工作情况；

　　（六）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医疗纠纷调解咨询服务。

　　第二十四条 市和县（市、区）调委会应当聘用专业知识丰富，法律素质较高，具有调解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工作的人民调解员应当坚持原则，热情服务，遵守人民调解纪律，不断提高法律素养和调解技能。

　　人民调解员的推荐、招聘、培训、业务管理、考核、指导等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因调解工作收集查阅相关材料、询问相关人员、征询专家意见等需要，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六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理赔事项；双方当事人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调委会申请调解，符合受理条件的，调委会应当及时受理；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调委会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患双方可以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调委会提出调解申请。

　　第二十七条 患方要求调解解决的，赔偿金额要求在1万元以上的，医患双方应当向调委会申请调解，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应当委托保险机构参加；赔偿金额要求较大、案情需要的，应当经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调处。专科医院和小型医疗机构，另行约定。

　　第二十八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调委会不予受理：

　　（一）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二）当事人已经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处理的；

　　（三）因非法行医而引发的纠纷；

　　（四）非辖区内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纠纷；

　　（五）在医疗机构诊疗期间发生的非医疗行为引起的其他民事纠纷。

　　第二十九条 调委会调解医疗纠纷，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指定2名以上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医患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员提出回避要求，理由充分的，应当予以回避；

　　（二）医患双方当事人均可聘请律师或者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三）调解应当在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

　　（四）调解人员进行调解时，应当做好调解笔录。

　　第三十条 调委会应当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调结（不含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间）；到期不能调结的，视为调解不成（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除外，但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不超过60个工作日）；调解不成的，调委会不再调解，当事人可通过行政处理或者诉讼途径解决。

　　第三十一条 医疗责任保险机构理赔部门接到医疗机构报告后，应当协助调委会做好医疗纠纷调解的受理、调查、评估及理赔等工作。

　　第三十二条 医疗责任保险应当遵循一揽子保险方案原则，根据上年度医疗纠纷赔偿情况，适度调整保险费率，满足医疗机构差异化需求。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协商达成协议、调委会或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调解或作出生效判决的，受委托的保险机构或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协议或判决及保险合同支付赔偿金。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已有行政处分或处罚、刑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发生医疗纠纷，不及时报告、报警，不及时正确处置，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加重、事态扩大的；

　　（二）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导致调查、技术鉴定无法进行的。

　　第三十六条 医疗机构未制定有关医疗纠纷处置预案、不按照本办法规定、超出额度对患方赔偿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患方有下列情形，构成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的，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聚众占据医疗机构诊疗或者办公场所，造成诊疗活动不能正常开展的；

　　（二）经劝说无效，拒不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者殡仪馆的；

　　（三）妨碍医务人员执业活动，或者侵犯医务人员人身权利和自由、干扰医务人员正常生活的；

　　（四）故意破坏医疗机构的设备、财产和病历、档案等重要资料的；

　　（五）其他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人民警察在处置医疗纠纷过程中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对不履行法定义务、违反纪律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人民调解员以及调委会工作人员违反人民调解有关工作制度和规范，不经调查核实、作出不公正调解意见，或者徇私舞弊，收受财物，损害一方利益的，由原聘任单位撤换；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医疗责任保险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及时、不足额赔付的，由保险监督部门责成改正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医疗责任保险与理赔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弄虚作假、收受或者索取保险费回扣以及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者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新闻媒体对真相未明、调查结果尚未公布的医疗纠纷作失实报道，或者在报道中煽动对立情绪，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针对医疗机构对患者实施的诊疗行为和结果及其责任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争议；所指患方，包括患者、患者亲属及其他相关人员。

　　第四十三条 驻温部队医疗机构在为社会群众开展医疗服务中发生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