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改房的产权人要求同住人腾房需要慎重对待

原告要求被告腾房，主要理由是取得了居住房屋的所有权，以所有权人身份要求被告腾房，从全案客观事实判断，双方之间的争议主要在于法律适用方面，裁判时即考虑国务院关于房改的政策，又考虑被告的基本人权保障，根据涉案房屋的权源，正确合理地做出裁判。被告一家人长期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是共同居住人，1997年9月被告与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订立《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此协议第二条确定被告为被安置人；第三条第2项内容确定“过渡期至1999年9过渡期满后安置到一号楼2门501房”。被告以拆迁被安置人的身份居住，其中之一的居住人未成年，在居住房所在地的学区内接受义务教育，未成年人的法定居住权应当得到保护。

2、前后两个拆迁政策对被安置人权利有不同规定：

原、被告共同居住期间，原告通过房改政策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这种情况下，原告能否依据自己是所有权人，就可以独自使用已购拆迁安置房，并主张被告腾让，从现有法律法规政策查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靳起、盛蔚编写的《公房、房改房及经济适用住房纠纷案例答疑》中明确，已购拆迁安置房的购买人不得独自使用，无权要求同住人搬离此房，已购公有住房属于特殊房屋，带有政策性、福利性和保障性功能，涉案房屋的来源不同于商品房和普通私房，所以，其产权的确定也有别于商品房和普通私房，通过来源最终确定使用权。
本案拆迁发生于1997年，根据旧版拆迁条例规定，拆迁必须兼顾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和使用人，所以，虽然原告后来以成本价购买了诉争房屋，但这房屋中还有被告一家的安置利益，现原告要求独自享有排他使用权，法院不应予以支持。按照常理，所有权人对所有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但是本案诉争的房屋属于拆迁安置的公有房屋，由于其来源特殊，其所有权的行使也不同于一般的私有房屋，虽然产权人写的是原告，但其中还有被告一家的居住使用权利，原告不能独自享有排他使用权。

北京市高级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对此有明确规定，相关法院的司法判例针对公有住房人取得所有权后，要求同住人搬离的诉讼请求均未获法律支持。
被告人依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规定居住涉案房屋，并承担了装修、家具、电器等基本费用，十多年来被告一直维护管理此房居住至今。2002年公租房成本价房改时被告出资购买，被告居住状况未发生变化。

3、已购公有住房是国家关于公房管理的特殊制度，性质上是国家分配的一种福利。公正妥善的裁处房改房产权人与共居人之间的争议，必须以国务院房改配套政策为大前提，《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十八）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购房的数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分配住房的控制标准执行。《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足见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并以家庭成员同意购买为前提，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购房主体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这是公有住房的福利性决定的。原告机械地以“取得产权就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撵走非产权人”的思维是错误的，与国务院房改政府及保障困难家庭居住条件若干规定相背离。原告的主张于法有悖，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第28条、《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1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9条规定可见，公有房屋居住权是特定的同住的权利，北京高院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居住权的答复）称：你庭关于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景、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一案如何使用法律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有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因此，在本案中，刘毅享有诉争房屋的居住权，王立红。刘鸿宇作为刘毅的配偶和子女与刘毅同住亦属该房屋的共居人，刘士奎无权要求刘毅等腾房。刘士奎在以成本价取得该房屋产权之后，本应有权向刘毅收取一定的房屋使用费，但由于刘士奎与刘毅并未就房屋使用费达成协议，且双方之间不属一般意义上的房主房客关系，故对刘士奎请求刘毅腾房和补付此前的房屋使用费的请求可不予支持。对于今后的房屋使用费，双方但是人应通过协商确定，协商不成，可另行解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2003年9月2日）。

4、从执法统一及未来执行可操作性出发，符合正义及现代法制精神，需要保障被告及未成年人的居住条件：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00888号民事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终字第04272号民事裁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讼争方房虽由谢考进承租，但谢会来、德荣丽作为谢考进的共居人，对讼争房享有居住权，现谢考进让谢会来、德荣丽搬离，对此共居人谢会来、德荣丽明确表示不同意，且二人在本市无其他住房，并不具备腾房条件，故谢考进要求谢会来、德荣丽腾房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谢考进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谢考进不服，持原诉请求及理由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撤回上诉。
类案的客观事实表明，诉争房由公房转为产权房，原被告以较小的对价取得房屋产权，共同居住人不能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不能因此排斥被告及未成年女儿在房屋内的居住的权利。

基于维持公民基本居住之最低保障，确保被告谋生之需求等基本人权及豁免政策考量，原告不得要求被告搬离。

世界不同法域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明确规定“保障基本人权所必需的居住房屋豁免执行”（摘自最高院民商事疑难案件裁判观点），尽量将住房人的痛苦降到最低，不允许对不动产过度执行。
虽然被告诉求的居住权未得支持，但并不等于被告放弃居住权，不能因为居住权被驳回，这必然得出腾房的结论，居住权未得到支持与腾房主张之间，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关系，司法诉讼是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以保障基本人权和平衡利益关系为目标。
所有权人对占有人提起物权保护之诉，占有人同时对所有权人提起占有保护抗辩，就会出现法律保护何方的问题，被告通过公房承租及拆迁安置获得的居住资格，属于善意占有应当优先得到保护，否则，无疑是肯定所有人可以用违背基本要权的方式取回所有物，显然与禁止私立原则不符合。占有与本权之间互不妨碍，各自独立，本权给占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占有人给本权人造成损害的，亦应当予以赔偿，最终应依据占有人与本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决定归属，法律在维护秩序和保护权利之间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平衡（转载请注明出处）

张生贵二0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120”急救合同仍属于医疗服务合同
——与李显先同志探讨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万欣律师


《人民法院报》4月13日刊登李显先同志《“120”急救合同的法律性质一文》，该文认为医疗急救合同是一种不同于医疗服务合同的独立合同，对此笔者认为医疗急救合同仍属于医疗服务合同的一类，特撰本文以资探讨。
一、急救中心属于医疗机构的一种。
该文认为“医疗服务合同的当事人是患者和医方，而医疗急救合同的当事人是患者、‘120’急救中心以及医疗机构。”将急救中心独立于医疗机构之外成为一类单独的主体，笔者认为此种说法值得商榷。
从现有规定来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条例适用于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的医疗机构的类别中第八项就是急救中心、急救站，这些规定都确定了急救中心的法律地位就是医疗机构的一种，而绝不是医疗机构以外的独立主体。
我国目前的院前急救组织管理形式大致可3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种急救中心包括一些治疗科室，可以将部分经院前抢救处理后的患者送回急救中心继续治疗，北京市急救中心是此种类型的代表，该中心是一家三级甲等医疗机构。第二种急救中心附属于某一家大型综合医院，拥有现代化的抢救仪器设备的救护车，经院前紧急救治后即可将患者送至附近医院，也可收入急救中心所在医院，重庆市急救中心即为此类型。第三种急救中心是经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规划，将全市各主要医院的急诊科统一构建一个急救网络，建立一个指挥中心负责全市急救工作的总调度。指挥中心接到120呼叫后，立即通知距离现场最近的医院急诊科，急诊科接到指令后立即派出医师、护士赴现场急救，并将患者接回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如广州市。第四种急救中心并不附属于哪个综合性医疗机构，自身也不具备对患者进行继续治疗的条件，仅仅是提供紧急救治和安全转运的医疗服务，例如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
二、紧急救治仍然是是医疗行为。
该文认为急救中心的义务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持患者生命，并将患者及时送往医院，而不必在这过程中准确判断疾病种类，致病原因等，也不必采取进一步的治疗措施，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所谓医疗活动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借助医学知识、专业技术、仪器设备及药物等手段，为患者提供的紧急救治、检查、诊断、治疗、护理、保健、医疗美容以及为此服务的后勤和管理等维护患者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活动的总和。（《的理解与适用》，唐德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因此紧急救治是医疗活动的一种。我们来看急救中心的院前急救医疗记录单，该记录有“主诉、病史、体格检查、急救措施及治疗原则、初步诊断、病种归类、病情、急救效果、诊费”等多个医疗项目，而绝非李文所述“不必在这过程中准确判断疾病种类、致病原因等，也不必采取进一步的治疗措施。”试想如果急救医师连疾病种类都没有准确判断，又如何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急救措施？更谈不上什么安全转运了。
三、紧急救治中的转运行为并不影响急救合同作为医疗服务合同的属性。
紧急救治中的转运行为仅仅是紧急救治活动中的一个附属行为。急救中心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逐步检查、诊断后，如果患者病情危重，不宜搬动，医护人员就必须对患者进行现场急救，如果患者不幸亡故，也就不存在运送行为。此时急救合同已经成立，但并不包括运送行为。医护人员进行现场诊治后，认为患者当前病情允许搬动，即将患者转运至医院或本中心继续治疗。在转运过程中医护人员也必须不间断地对患者进行监护，此转运行为实质上仍属于医疗行为，与普通的运输行为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急救中心的转运行为与普通运输行为是一样的话，患者或其家属又何必叫急救车，就近叫一辆出租车不是更方便吗？正如患者因骨折需要在医院手术植入钢板，虽然此钢板费用也是患者支付，表面上看存在买卖关系，但实质上患者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块钢板，而是医院提供的将钢板植入体内地医疗服务。买卖关系不会影响其与医院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因此笔者认为，紧急救治行为中的转运行为并不影响急救合同作为医疗服务合同的属性。
四、急救合同的客体也仍然是诊疗行为。
法律关系的客体，称标的，指主体之间得以形成法律关系内容的目标性事物，债权关系标的为他人的特定行为。（《民法总论》，龙卫球著、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13页）正如前述，急救中心的转运行为是医疗活动的一种，不能等同于普通运送行为。患方拨打急救电话其目的是希望得到紧急救治额医疗服务，因此急救合同的客体行为仍为医疗活动。
综上所述，急救合同的主体仍为患方和医疗机构，其内容是急救中心提供紧急救治的医疗服务，患方支付对应价款，其客体仍为医疗活动。因此笔者认为急救合同医疗服务合同的一种，仍然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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