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与自由 ——读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包万超
　 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真正的思想家，都是一面奔跑一面哭泣的人，他们要诠释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1993年3月，当哈耶克逝世的消息在世界各地的新闻节目和报刊上传出后，整个热闹的思想界瞬间为之愕然，接着对这位“缔造了自由世界经纬”的大师爆发出如潮的哀思和敬意。这一情境再次证明了，人类对自己思想精英的理解、尊敬和珍视总是来得太晚。虽然哈耶克早在1974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但这位思想巨匠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却充斥着社会大众和同行学者对他的误解和敌视。

　 最近十年，我国学者已陆续译出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等著作，去年又翻译出版了《法律、立法与自由》，这是迟来的幸事。

　 《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经历17年的思考而分别于1973年、1976年和1979年发表的最后一部系统性的学术巨著。本书围绕标题所关涉的相应主题划分为三卷：第一卷为“规则与秩序”，第二卷为“社会正义的幻象”，第三卷为“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哈耶克在知识论上为本书提出了一个关涉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

　 我们应当学到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方式（置其于权威当局的指导下）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我们能够通过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

　 哈耶克的这一最终结论，我认为在法律与立法领域可以转换为一个关于知识与自由的命题：承认人类的无知，尊重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类真正达致自由的前提条件。

　 哈耶克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一种允许所有的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且只受普遍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的约束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为人们实现各自的目的提供最佳的条件，因此，“自由不只是许多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而且还是所有其他个人价值的渊源和必要条件。”这一命题还认为，只有当权威当局，包括人民依多数原则组成的权威当局，在行使强制性权力的方面受社会共同体所信奉的一般原则的限制的时候，自由才得以实现和维续，而奉行权宜之策则会摧毁自由。因此这种自由的标志是存在一个得到保障的私人领域。显然，哈耶克所承继的，正是由佛格森、休谟与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创立的，后来被柏林称作“消极的自由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区别于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浪漫主义的“积极的自由主义”，或“伪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

　 哈耶克认为，承认人类的无知，即承认我们的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是达致这种自由的前提。每一个人都只能拥有所有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从而每个人对于大多数决定着各个社会成员的行动的特定事实（更不用说自然的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都处于一种必然的和无法弥补的无知状态。正是这种无知，人类要对一个变动不居的大社会或开放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完全的预见或准确的预测显然是不可能的。哈耶克指出，承认人类的无知使个人的自由选择成为可能，而自由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创造力”并赋予了社会以进步的能力。

　 哈耶克强调，威胁着人类自由的几乎永不枯竭的那个思想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人类事实上已经把自身假定为全知全能的观察者和裁判者，在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更不用说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了）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的未来”或重构社会的危险。这是一条终究会扼杀个人自由和通向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确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一些科学上的分歧，而且也包括一些最重要的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源自两种思想学派在哲学观念上的基本分歧。”一种是“演进的理性主义”，另一种是“建构的理性主义”，或波普尔所称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和幼稚的理性主义之分。哈耶克认为：“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无论是在事实和规范的研究结论上都可以被证明为一种谬误，因为现行的制度并不完全是设计的产物，而如果要使社会完全取决于设计，那就不可能不同时极大地限制人们对可资运用的知识的利用。”

　 哈耶克强调：

　 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人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应当遵守那些他实际上所遵守的规则，甚至更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把所有这些规则成文化，而是因为他的思维和行动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调整———这些规则是在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经由一种选择过程即演化出来的，从而它们也是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

　 上述基本观点哈耶克主要是通过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五个命题来阐述的：第一个命题是，所有的社会秩序或法律规则，不是演进的就是建构的：前者是指演进的理性主义赖以形成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内部秩序、内部规则；而后者则是指在建构的理性主义指导下的“人造的秩序”、外部秩序或外部规则。前者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建构或扩展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社会理性研究的主要任务。

　 第二个命题是，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哈耶克在此提出了有关“自然”、“人为”和“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现象的三分观，不仅对“自然”与“人为”的二元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而且揭示了笛卡尔以来建构理性主义在法律领域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规则一元论”，以及把现实社会中“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制度或规则分割出去的过程、条件和危害。在这一基础上，哈耶克阐述了关于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强调了内部规则作为“自由的法律”与传统、习俗、惯例，乃至于私法与普通法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和对于自由制度的独特意义。

　 第三个命题是，法律先于立法，经由立法的方法而制定出来的法律主要是公法，即主要由宪法性法律、财政立法和行政法组成的强制性组织规则或外部规则。这一命题还指出，在过去一百年的岁月中，通过大量的“社会”立法把私法转换成公法而严重损害了自生自发的秩序。———“这种立法的目的乃在于把私人的活动导向特定的目的并有利于特定的群体。正是受‘社会正义’之幻象的激励而做出的这些努力，使得那些目的独立的正当行为规则（或私法规则）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目的依附的组织规则（或公法规则）。”这一命题导出了第二、第三卷要分别深入阐述的第四和第五个命题。

　 哈耶克在第二卷中提出和论证的命题是，时下通常所说的“社会的”或分配的正义，只是在上述两种秩序的后一种，即建构的或组织的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里，则毫无意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接着哈耶克在第三卷进一步阐述了一个重要命题：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自由民主制度，因同一个代议机构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然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步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体制。像布坎南一样，哈耶克意识到，制宪者的当初设想和时下盛行的各种制度都不可能使个人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而正是这一认识促使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最后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宪法性制度安排，才可能对维护个人自由有最大的助益。

　 综上，哈耶克的五个命题都是建立在人类的无知或有限理性的知识论基础上，从不同维度或层面上提出尊重、发现、拓展和重构各种自生自发秩序对于维护人类自由的重大意义。

　 像哈耶克的其他重要著作一样，《法律、立法与自由》赢得了读者，也找到了它的批判者。本书在学术上面临最大的挑战也许是如何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建构的秩序之间，或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制度的稳定与创新之间，以及制度的借鉴和本地化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哈耶克对此试图做了一些努力，但仍被普遍认为具有“唯传统主义”的色彩。他未能充分阐述制度得以创新的可能和主要路径，更未能解释今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和模仿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西方文明如何成为可能。在演进与建构之间，哈耶克前后也表现出内在思维理路的矛盾，正如布坎南指出的，哈耶克关于个人自由主义的制度与理论的论述，以及宪法模式的重新思考和设计问题都强烈地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思维特性。哈耶克关于立法与制定法的看法不但与现实社会的情况相左，而且无法在知识论上反驳近年机制设计理论对立法合理性的旁证，即立法作为不完全信息博弈下的机制设计，可以处理为一个关于信息和激励（满足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的原则）的实证问题。这种立法及意义多少与哈耶克论述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此外，哈耶克在本书中对若干重要概念的运用未能保持一致，如关于自生自发秩序、内部秩序和内部规则的提法等等，在这个方面哈耶克本人也承认，他希望通过在特定场合运用特定用语使问题得以更清晰和明确表述而弥补用语不统一的缺陷。

　 但是，我坚持认为，上述批评无论是否合理或站得住脚，它们都并不表明《法律、立法与自由》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缺陷。恰恰相反，像历史上的任何一部思想巨著一样，它的意义不在于促进共识，而是引发世人的思考和讨论。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河经济协作区联合协作互惠办法》的通知
山东省人民政府



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行署，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黄河经济协作区联合协作互惠办法》已经黄河经济协作区省区负责人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组织实施。


（1998年8月30日黄河经济协作区省区负责人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黄河经济协作区九省区十一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协作区”）相互之间的联合协作，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和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化经济结构，增强协作区整体经济实力，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协作区实际情况，经协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协作区内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统称“利益主体”）之间跨省区的联合协作。
第三条 协作区内的联合协作，应当坚持优势互补、平等竞争、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任何双边或多边之间的联合协作，均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得侵犯国家和其它方的合法权益。
一方寻找跨省区联合协作伙伴的，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选择协作区内各方。

第二章 制度和任务
第四条 每年一次的省区负责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联合协作规划，组织交流联合协作经验，讨论研究事关协作区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联合协作的途径和方式，提出促进各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带有共性的政策、措施，协调联合协作中出现的各种关系
。
会议主席方负责向国家汇报会议决议，反映各方关心的重大问题和重要项目。
会议按照平等协商、讲求实效、求同存异、一方一票、各方都有否决权的原则议事。
第五条 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实现区际计算机联网，定期发布产业及投资信息，引导协作区内各方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向及流量。
第六条 规范黄河经济协作区联合发展（集团）公司的经营行为，共同支持公司加快发展。黄河（集团）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并根据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和经营方针。每年向省区负责人会议报告工作，并为协作区的联合和发展提供服务。协作区
各方都要为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和经营环境。
第七条 各方可以相互设立办事机构。鼓励协作区内各方所属地（市）、县（市）跨省区组建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办事机构所在地省区要为办事机构的业务活动和日常生活提供方便。
第八条 联合建设跨省区基础设施。各方应当统一行动，共同上报协作区内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请求国家支持。毗邻方应当加强协调，统一标准，按照属地原则，各自负责接壤处基础设施中未竣工工程的建设。
第九条 各方资源相互开放。鼓励利益主体跨省区勘查、开发利用各种资源，对取得资源勘查权的，应当优先取得资源开发、利用权，并保护利益主体的勘查权、开发权不受侵犯。
资源毗邻的各方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共同保护跨省区的自然资源。
第十条 建立灾害互防互助制度。共同研究防治重大自然灾害的办法，共同治理协作区内带有共性的重大自然灾害。一方因地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其它方应当提供经济援助。
第十一条 坚持对口支援（扶贫）制度。鼓励协作区内东部对中西部地区、沿海地区对内地进行各种物资技术支援及相互间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经济联合协作。支持到对口支援（扶贫）方兴建名优产品生产基地、培训人才、输送生产技术和技术人才。
各方共同请求国家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对贫困地区倾斜。
对毗邻集中连片贫困区统一规划，优先安排大型开发项目，实现共同脱贫。对议定的对口支援（扶贫）项目，各方均应抓好落实。
贫困地区的贸易往来，各方应当坚持同等优先的原则，重点支持。
第十二条 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联合制定跨省区的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整治、重点行业和重点污染点源限期治理计划，相互配合、监督计划的实施。各省区均应加强环境质量的预警和监测，搞好对城市饮用水、大气、噪声、汽车尾气的监督管理。任何一方的任何单位均不得将
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黄河。
第十三条 联合开展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按照上下游兼顾、统一规划、标本兼治的原则，合理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进行水土保持、防洪安全、引黄灌溉等全流域开发与整治，重点是中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和下游地区防沙治沙工作，开展生态工程建设，优化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第十四条 统筹开发黄河旅游资源。共同编制或分段编制跨省区的精品旅游线路，建立旅游线路网络体系，争取纳入国家对外旅游宣传促销规划，作为国家级旅游线路向海内外市场推出；共同或分段制作对外宣传品，通过参加旅游交易会或举办有关活动等途径，联合开拓国内外主要客
源市场。
各方应当在横向组团接待、信息交流等方面相互提供方便。
第十五条 各省区应发挥比较优势，鼓励和支持企业间通过兼并、联合、收购等多种形式进行资产重组，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
联合限制高消耗、高污染和其他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后产品，淘汰落后生产设备。

第三章 市场培育与开拓
第十六条 协作区内各方的商品、要素市场和口岸应当相互开放。
各方市场经营的商品和服务，除国家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应当全部放开，由经营者自主决定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以及资金、技术、劳动力、人才、信息的流动，任何一方均不得设置市场准入壁垒。
对进出省的物资商品，除粮食、棉花及国家有特别规定的以外，一般不再办理“准运”、“放行”等审查手续。
第十七条 联合规划区域性市场建设，引导各方利益主体参与市场建设。支持和鼓励现有市场通过跨省区发展会员、相互投资参股等形式，扩大规模，增强辐射力，建立高效、畅通的商品流通和生产要素流动体系。
第十八条 各方对涉及本方的跨省区重要区域性市场建设项目，应当列入地方基本建设计划，在征地、资金筹措、手续办理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十九条 联合培育跨省区的市场中介组织，为其充分发挥服务、沟通、监督等作用提供便利条件。
第二十条 联合开拓市场，共同促进各方商品的销售，引导和组织各方利益主体开展生产技术、工艺设计等方面的交流。省区负责人会议主席方可以组织区域内商品展销会，拓展各方“名、优、特”产品的销售业务和流通渠道。一方组织的招商活动或展销会、交易会，其他方应当积极
配合，有条件的应当组团参加。
各方应当协调解决质量性能相同或相近的不同产地产品的价格，不得竞相压价，相互倾销。

第四章 农业合作
第二十一条 合作建设协作区农业开发和农业生态工程项目。联合请求国家支持将共建的项目纳入国家统一规划，增加投入。参与合作的各方应当统一规划，分省区开发，集中成片，形成规模。
第二十二条 共同兴建一批跨省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有较强带动力的农产品龙头企业，逐步形成适应协作区内农产品贸工农一体化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各省区均应当鼓励和支持外省区龙头企业在本省区建立资源基地，鼓励和支持本省区企业加入外省区龙头企业集团。
第二十三条 加强在与良种繁育、畜禽病虫害防治、模式化栽培、特色水产品养殖等活动相关的基础生产条件建设方面的合作。
共同组织对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畜禽疫病、护林防火的监测预报和进出省（区）的动植物检疫，联防联治，建立健全防疫体系和信息网络。
第二十四条 鼓励相互开展农业科技联合攻关和协作交流，促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各方可以选择一些协作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共同项目，组织科研人员协作攻关，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合作进行农作物、畜、禽、鱼、林果等的繁殖生产和开发加工。

第五章 社会发展
第二十五条 引导和支持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高新技术产品，共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与另一方科研单位、企业联合研制、开发、生产新产品的，另一方应当优先列入科技发展计划；开发的省级新产品，从投产之日
起3年内，其新增的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应当全部返还给企业。
第二十六条 对跨省区从事技术转让等技术性服务收入，应当免征营业税；对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暂免征收所得税；对企事业单位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年净收入在30
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所得税。
第二十七条 各方省属高等院校经协商，可以跨省区招生，相互接收省属院校毕业生。
各方均应当为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双向选择提供方便，不得为毕业生的跨省区流动设置障碍。
第二十八条 鼓励跨省区交流干部、人才，鼓励劳动力跨省区流动。
一方干部被派遣到另一方挂职工作的，视同本省干部对待。
一方对从其他方流入的劳动力，应视同本地劳动力，不得有歧视性政策或行为。
第二十九条 加强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的联合协作。鼓励相互间开展各种联谊活动，组建合作组织。

第六章 外省（区）投资企业
第三十条 投资主体至少有一方是协作区内其他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经济组织的，称为外省（区）投资企业。
第三十一条 除国家明令禁止的产业外，外省（区）投资企业均可参与投资及经营。
第三十二条 对外省（区）投资企业的建设项目，所在地政府主管部门应当简化审批程序，优先审批。
凡符合国家产业、环保政策和所在省（区）生产力布局要求、用自筹资金建设的外省独资项目，可以由企业自主立项，并报有关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外省（区）投资企业从事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可采取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从事其它行业投资的，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外省（区）投资项目，土地使用期满之后，经批准可以重新签订出让合同延长使用期。使用方在期限内足额缴纳出让金的，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抵押或作为再行合资、合作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各方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对外省（区）投资企业应当给予税收优惠。对在“老少边穷”地区设立的外省（区）投资企业，经所在地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免征2年企业所得税。
外省（区）投资企业兼并、租赁、收购、承包亏损企业的，凡是实行统一核算、统一纳税的，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可以以实现利润弥补亏损。
因产权交易发生的资产评估费、土地评估费、房产过户费、破产申请费以及公证、会计、审计等市场中介组织收取的服务费，均应当享受所在地政府制订的企业改革优惠政策。
第三十五条 协作区内因东西部合作需要而设立的外省（区）投资企业所需贷款，所在地政府应当协商金融机构优先优惠安排，在贷款期限上应当尽量从长，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如期归还的，应当适当予以展期，贷款利率应当执行基准利率，一般不要上浮。
一般性的外省（区）投资企业所需贷款，当地金融机构应当与省内企业一视同仁。如果需要外省（区）投资企业进行资产抵押或经济担保的，外省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报告及经济组织的担保应当同样有效。
对于因外省（区）投资参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兼并、收购及其它形式的资产重组而设立的大中型企业，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向国家申报股票上市、发行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券或给予其它短期融资支持，优先支持实行主办银行制度，优先支持建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第三十六条 生产型外省（区）投资企业，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所在地政府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向国家申报外贸进出口经营权，并在进出口配额、许可证方面给予支持，帮助落实出口信贷资金。
第三十七条 对具有外贸进出口经营权的外省（区）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办理有关结汇、售汇以及进出口收付汇核销等方面，享受所在地同类企业的同等待遇。
从事农林牧渔水利和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外省（区）投资企业，需要引进国外技术、进口设备的用汇，经所在地外汇主管部门批准，由指定银行供汇。
第三十八条 外省（区）投资企业的外省方职工及其家属申请办理当地居民户口手续的，所在地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互惠优先的原则予以办理。
外省（区）投资企业中外省方的家属在医疗、生活、入学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
第三十九条 外省（区）投资企业所需的立项审批、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生产经营许可证等手续，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减少环节，尽快办理。
第四十条 经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外省（区）投资企业，均应当享受所在地政府给予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全部优惠政策。
外省（区）投资企业，凡涉及边贸、民族自治、扶贫、开发区、开放城市政策的，除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优惠政策外，同时享受所涉及的有关优惠政策，相同条款按最优惠的执行。

第七章 权益保护
第四十一条 协作区各方政府应当依法保护外省（区）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一）外省（区）投资企业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依法受到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侵占；
（二）外省（区）投资企业依法自主决定生产经营、劳动用工、经营方式；
（三）对外省（区）投资企业实行收费卡制度。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按对等原则制定审核。外省（区）投资企业在依法经营过程中有权拒绝收费卡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摊派、收费、罚款；
（四）有关监督部门对外省（区）投资企业依法进行的各类监督检查，与当地企业同等对待。
第四十二条 一方利益主体在引资活动中，发生不能按协议（合同）偿付外省资金、实物的，本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督促其按期限偿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到期不能偿付的，本地企业主管部门或经协机构，应当协助外省债权人提请人民法院裁决。
第四十三条 联合保护协作区内名优产品和无形资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一方发现本方辖区内有侵犯协作区内他方产品、工业产权、商誉等行为的，应积极主动予以查处；任何一方发现其它方辖区内有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侵犯本方合法权益的，均可以委托侵权行为地政府协调有关部门予以查处，受托方接到委托后，应当积极配合，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委托方
。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因执行本办法发生纠纷的，应当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省区负责人会议协调解决，各方对会议的决议均应当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在执行过程中，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一致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各方制定的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但更加优惠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协作区省区负责人会议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省区负责人会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各方均应当转发执行。



199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