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合同岂能说变就变

作者：崔征 李艳娜
发表时间：2005年10月22日
来源于：中国政府采购资讯网
经济日报政府采购周刊
http://www.cgpi.com.cn


2005年10月19日,原告哈尔滨成峰亿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峰亿通公司）在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谷辽海、陈科律师的代理下，将牡丹江大学推上了被告席，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政府采购合同，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成峰亿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壹佰零捌万肆仟叁佰伍拾伍元捌角整（1084355.80元）。当天，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据了解，这是黑龙江省法院受理的首例政府采购合同纠纷案。
大学为何被推上被告席
原告成峰亿通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及计算机数据存储安全的应用及开发，通过数年的应用实施及其技术研究，总结出一整套全方位立体防毒解决方案，先后为黑龙江省公安厅、黑龙江省信息产业厅、黑龙江省保密局、哈尔滨市公安局、哈尔滨市信息产业局等国家机关提供了优质服务，得到了广大客户的广泛好评。
2005年8月10日， 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接受采购人牡丹江大学的委托，对招标编号：MDJGP2005—0070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及服务进行国内公开招标。原告在牡丹江政府采购网上看到招标采购信息后，即去购买了标书。按照标书的要求，原告认真地制作了投标文件，并在规定时间内递交了投标文件。同年9月7 日，在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的主持下，招标编号：MDJGP2005-0070的所有投标文件准时开标。结果显示，原告在采购项目计算机（一包）、服务器（二包）、投影仪（三包）分别以中标价1，964，184元、277，430元、 356，575元的价格中标。当天，牡丹江市公证处进行了现场公证，公证人员当场宣读了公证书、中标结果合法有效等相关内容。次日，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分别将中标信息在刊登在牡丹江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权威的政府采购网站上。两天后，即9月9 日，原告与采购人就中标货物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货款总金额为2，598，189元，分别于2005年11月30日、2006年11月30日各结算百分之五十。该政府采购合同在第十七条中明确规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解决办法是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原、被告双方所签的政府采购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后，成峰亿通公司积极地去组织货源，开始履行合同。同年9月23日，原告与哈尔滨方正延中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435台计算机、总货款壹佰玖拾肆万贰仟贰佰柒拾元的合同，双方约定：买方中途擅自退货的应承担退货部分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同年9月27日，原告与哈尔滨尔滨速达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计算机、投影器械等配件的购买合同，总货款贰拾柒万贰仟捌佰伍拾元整，双方约定逾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是每日千分之五，合同签订之日买方即付合同总价款的百分之三十。原告前述先后分别与两家供应商所签订的合同均自签订之日生效。
2005年9月30日，牡丹江大学未与成峰亿通公司进行任何协商，就将前述原告中标的政府采购合同内容分别与牡丹江世纪万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牡丹江博远电脑经销有限公司签订，将先前的供应商也就是原告的法律地位进行了变更。之后，二十余天时间里，牡丹江大学再没有与原告进行任何协商，也无任何书面的、正式的解除政府采购合同的通知书给原告。正当原告准备按政府采购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向牡丹江大学供货并提供相应服务时，才获悉被告已经不再需要政府采购合同所约定的内容。
被告违约缘于财政局
2005年9月29日，也就是今年的国庆节前夕，牡丹江市财政局突然向原告下达牡财行罚告字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其主要内容为：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牡丹江市财政局组成了由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政府采购特聘法律顾问、政府采购评标专家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对前述公开招标项目进行了调查，认为原告与牡丹江邮政电子网络工程处存在着恶意串标行为，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五条、第七十七条和财政部《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原告在前述采购项目中存在以不正当手段恶意串通，谋取中标的行为，遂作出如下的处理决定：中标结果无效，撤销政府采购合同，处中标总金额的千分之十罚款，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在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罚款和收缴两项合计45，981元。如对该处罚有异议，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可在收到告知书3个工作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处罚决定的内容告知原告的次日，也就是2005年9月30日，牡丹江市财政局和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决定当天重新招标，同一天，采购人牡丹江大学与牡丹江世纪万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牡丹江博远电脑经销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截止起诉之日，牡丹江市财政局再无任何书面的、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成峰亿通公司。可是，前述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已经开始生效。
原告将采购人牡丹江大学向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也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向行政主体所在地的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将牡丹江市财政局推上了被告席。
损失惨重 京城求救
眼巴巴地看着一连串追偿合同违约场景接踵而至，原告成峰亿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春成董事长在束手无策、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慕名专程来到北京，向多年从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研究的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谷辽海先生求助。当天，谷律师即为其拨开了迷雾。
谷辽海律师说，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解除、中止或终止合同。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由于我国的政府采购合同为民事合同，自采、供双方正式签订书面的政府采购合同之日起生效。合同的变更权或撤销权只能有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无相应的权力。政府采购合同生效后，合同的有效要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有权行使管辖权的只能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谷辽海律师接着说，财政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了处罚法定的基本原则，所进行的行政处罚在程序上严重违法。谷律师指出了具体理由：其一，串标必须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着共同的故意，客观方面必须有行为人的共同行为。财政局仅仅以另一家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与原告存在着相同之处，就认定原告存在着串标，显然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其二，政府采购合同生效后就排除了财政部门的行政主管，合同的有效要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有权行使管辖权的只能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财政局所适用的法律条款只是针对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前、缔约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财政部门才有权主管。其三，行政规章与法律相冲突的无效。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行政主体有权对合同一方当事人行使处罚权，被告援引财政部的相关条款，对原告进行处罚显然是违反了处罚法定的基本原则。其四，行政处罚在程序上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即使违法行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还需要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必须赋予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救济权力，比如较大数额罚款的听证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这些程序都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必须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体现出来。
最后，谷辽海律师告诉记者，原告与被告正式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应依法受到保护。由于被告的擅自变更合同的违法行为已经给原告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自从参加政府采购投标活动，两个多月以来，原告聘请多位员工制作投标文件，多位高级管理人员无数次地来回在两个城市奔波，前后支付交通住宿费、员工酬金、电话、办公等各项费用合计164046.80元；为了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义务，原告第一个签订的合同所应该承担的违约金是388454元，第二个合同已经损失货款81855元；如果能够如期地履行所中标的政府采购合同，原告至少可以获得预期利润45万元；前述四项合计1084355.80元为原告因被告的行为所致的损害事实。为此，原告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合同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提出民事诉讼。

近年来，量刑论域中的酌定量刑情节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并聚集了诸多争议和矛盾：应然层面上，酌定量刑情节的存在，是刑法规范特意的“模糊性”设置，不确定性是其本质特征；实然层面上，酌定量刑情节从概念、范围到功能、效力，从学理、立法到司法领域，认识不一，所呈现出的“模糊”程度已违背了创设者的初衷，超越了相对罪刑法定主义所能容忍的界限。这种困境正是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失衡所造成的。

通过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在尊重酌定量刑情节的不确定性基础上，通过刑法总则的指导性规定降低其模糊性，并将“成熟”的情节加以转化法定量刑情节，既可以对自由裁量权有效规范，也可以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此外，建立酌定量刑情节向法定量刑情节转化的机制，可以兼顾对既有经验的归纳及超前的预见，通过这一动态进程来弥补法律稳定性带来的滞后性。

一、事后的积极补救行为。事后的积极补救行为指犯罪既遂后积极采取行为以实现：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缩小危害结果。有学者指出，行为人在犯罪既遂后实施积极的补救行为，有效地防止了实际损害的发生，与犯罪中止相比，只是悔罪的时间先后不同，理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却找不到这一法律根据，从而使得罪与刑在某些情况下明显不相适应。

事后补救行为对量刑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减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或缩小危害结果以及行为人的补救行为对犯罪结果最终形态的影响力；二是降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包括行为人实施补救行为的自动性以及补救行为实施时间。对于行为人主动并及时地实施了补救行为，有效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可予以减轻处罚。

二、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过错是司法实务中最为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之一，但对其的应用仍有着极大的随意性，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依靠朴素的法感情来进行判断。在既有的大量案例基础上对被害人过错的内涵、构成及效力予以明确并加以规范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被害人过错指被害人所做出的，刺激犯罪人产生犯罪动机并实施犯罪行为的，在法律或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关于被害人过错是否要求是出于被害人的故意或过失，有学者认为“被害人过错首先是被害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正是被害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为对其进行责难提供了依据。”

笔者认为被害人的过错是一种行为，而非被害人的主观态度，其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尽管没有达到阻止犯罪人意志决定的程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对犯罪人意志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使得犯罪人的意志活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犯罪人的责任得以减轻。从这一角度来看，被害人的行为在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并不重要，即使被害人的行为是无意识或不自觉的，但只要满足被害人的行为违反法律或道德以及被害人的行为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两个条件，都能构成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从轻或减轻情节，其对量刑的具体影响由两方面决定：被害人行为违反法律或道德的程度及被害人行为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程度。在故意杀人罪中，德国刑法将“对其个人或亲属所加之虐待或重大侮辱引起激愤”的，意大利刑法将“与其配偶、女儿或姊妹为不正当性关系之际”的设置为激愤杀人罪，刑罚有所减轻，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法，以达到限制死刑的目的。

三、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谅解。被害人谅解,指被害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在犯罪发生后、法院判决生效前向主管机关提出谅解或宽恕加害人,从而影响对加害人定罪量刑的行为。这是一种超越复仇的行为,也隐含地表达了被害人的自尊和对一定伦理标准的敬重。许多国家或地区刑事立法对被害人谅解均有体现，我国亦不例外。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具有取得被害人谅解情节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的幅度，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

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同意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理，有利于消除彼此的积怨。概括之，被害人谅解可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阻却犯罪成立，在被害人谅解不能阻却犯罪成立时,亦有可能成为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罚的理由。被害人谅解契合刑法的不得已原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和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因而，将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势所必然且刻不容缓。

四、介入情况下的因果关系的影响。介入情况下的因果关系指在先行行为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过程中，介入了第三人行为、被害人行为、行为人的第二次行为、被害人业已存在的特殊情况或者自然事实。关于介入情况下是否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已有大量的相关论述，本文不再赘述，而着重于其对量刑的影响。司法实务中不乏案例存在特殊情况或自然事实的介入，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认定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但即使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最低刑罚，仍可能造成罪责刑的严重不适应。

笔者认为，既然实践中存在不少类似案例，将介入情况下的因果关系作为法定从轻、减轻量刑情节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实现量刑的公平和统一。在介入情况下的刑法因果关系中，依据介入因素性质的不同、介入时间的早晚、介入因素的产生原因、介入因素发生概率的大小等情况，先行行为对危害结果产生的原因力从大到小，这种原因力的大小影响着行为人的先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而影响到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程度，最终影响到行为人的量刑。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