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历史意义上的启蒙是否还有现实意义，中国的人格权启蒙并没有过时，相反，启蒙刚刚开始。一旦我们省悟，我们会恍然发现，自己已接近人格权的真谛。

　　好几年前陕西延安出过一件颇为轰动的“黄碟事件”，有关此事的议论，最初都集中在财产权利的层面，因为私人财产权的神圣性，在法谚里被形象地概括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与“黄碟事件”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讨论的深入，才有学者开始从宪法基本权利和民法人格权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而就我个人的观察，关于“黄碟事件”的纷纷议论里，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某位论者的这句话:“黄碟事件”发生的深刻背景，在于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

　　按照社会学家的理论，所有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外铄型”而非“内生型”的。也就是说，其现代化过程乃是从“观念开始”，从“上层建筑”开始，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通常都是从西方学得“现代化观念”的知识分子首先承担起现代观念的传播使命，然后使其进入政治过程，使政治和法律制度现代化，而后通过政治力量和教育力量自上而下推进。于是，“生活世界”尤其是构成生活世界基础的广大基层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会依然沿着其巨大的历史惯性向前运动，出现“观念超前、社会生活居后、制度居中”的状态。

　　这种现象，和中国目前的情形非常贴切。在立法快车如同经济快车一样突飞猛进的今天，形式意义上的民法的齐备甚至完备，并不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是，民法制度的判断要素，除了是否存在条理比较清晰、用语比较规范的比较成熟的法典或法律汇编，是否存在一套比较系统的保护财产所有权、契约、婚姻家庭关系等的制度之外，还包括是否存在主张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是否存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市场交易能够正常进行的原则体系，是否存在在民事交往中为大家都普遍接受的概念术语，以及是否存在一些始终影响着人们的民事行为，进而对成文民事法规范起着支持、补充及纠正作用的恒定规则。

　　比如，通过研究合同法可以发现，中国的契约传统不仅悠久，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路径和特征。至于近现代以来有关合同的法律法规，从清末到改革开放以后，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从来就没有缺失过。但是，就社会关系变革的意义而言，契约方式并不是仅表现为一种“合约文本”的具体操作;而是它在近代社会的市民及其个体本位的社会形态中，迅速广泛地成为一种生活的规则和生活的理念。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当具有某种严肃意指并特指具体约定的“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转变为诸如“亲兄弟，明算账”、“桥归桥，路归路”的流行于市民生活方式的民谚时，它恰恰说明了由某种具体事件到生活理念的根本转变，以及在世俗层面上对于传统社会关系的某种更新。马克斯·韦伯就曾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他提出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市场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模式，而且是一种整体的文化。时至今日，大概已没有太多的人会怀疑，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制度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有机体，要解释其一部分的背景和作用，必须调动制度中的许多组成部分。所以，法律活动只有通过具体有关情况，包括文化情况，才能理解。

　　人格作为人的文化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集合，是个人自身特质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的多重复合的产物。民法人格权制度则是从道德伦理方面，对人的品德、良知等人格因素的法律规制。它要求把人真正当成“人”，承认人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每个人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按照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把这种心理需要归纳为自尊需要，认为这种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社会发展首先是作为构成社会的人的发展。民法人格权制度对民事主体法律人格及事实人格的平等赋予，一方面奠定了“人之为人”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又必然因此而推演出“人之为人”体面的生活的实现方式。其中有关各类具体人格权的设计以及权利救济的规定，更是把民事主体人格的独立、平等、自由和尊严体现到极致。私法主体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主宰自己的意思，选择自己的行为，谋求自己的利益，承担自己的责任。“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私法的最高命令。因此，在讨论人格权问题时如不涉及它与文化的关系、人格权的文化意蕴、人格权发展与文化进步的互动，那么这种讨论就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首先，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的展示，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发展。其次，人与文化又是相互创造的，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着人。

　　具体到人格权与文化的关系，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文化构成社会意识，直接推动人格权观念的演进，并且影响其权能的实现。第二，民法的“人”是以文化的人而存在的。民法上的人是一个负载着丰富文化价值的社会成员，即一个法律文化主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格权，是具有文化意蕴的民事权利。对人格权的研究，必须超越法律规则本身。第三，人格权制度不能被单纯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技术和手段。和文化的总体特性一样，它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观念、价值、目的的统一体。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对人格权的理解和解释，一方面要强调法律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强调这种关联的复杂性和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还要求研究者超越孤立的和机械的法律观，超越其学术本位。曾见报载，在某地居委会的党员献爱心动员会上，某支部书记未经同意而提到某人身患癌症，呼吁大家捐款“献爱心”。不料当事人并不愿披露此项事实，党支部书记一片爱心非但未得到感激，而且被当事人诉至法院。法院则认定:支部书记的做法虽未构成侵权，但显属不妥，应予批评。

　　相信那位党支部书记被诉至法院时多半会满怀一肚子委屈，否则，这件事也不至于变成新闻。面对这样的纠纷和尴尬，我敢肯定很多有识之士会呼吁要加强“普法”甚至“立法”，可其实，这纯属法外空间，关法律什么事?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应该是启蒙的任务。不论历史意义上的启蒙是否还有现实意义，中国的人格权启蒙并没有过时，相反，启蒙刚刚开始。一旦我们省悟，这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尽管以纠纷、诉讼、裁判的法律面孔出现，而其实不过乃人之常情，无非就是人格尊严和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正是人类文明和理性中永远不能跨越的那一面;那么，有一天我们会恍然发现，自己已接近人格权的真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月20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4年1月26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康 复
第三章 教 育
第四章 劳动就业
第五章 文化福利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残疾人工作中的问题，检查、督促本办法的施行。
第三条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承担同级人民政府委托的任务，协助做好残疾人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沟通政府、社会与残疾人之日的联系，为残疾人服务；
（二）承担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发挥咨询、综合、组织、协调作用；
（三）开展各种业务工作，举办各类活动。
第四条 残疾人的鉴定，由县级以上残联指定的医疗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残疾标准进行。经鉴定的残疾人由县级残联核发《残疾人证》。
第五条 残疾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残疾人康复、特殊教育、文体、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事业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使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残联机构经费实行预算单列。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残疾预防工作，以提高人口素质。
第七条 各级残联可根据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动员海内外各界力量开展募捐活动，筹集资金。
第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的捐款，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以在营业外支出或预算外资金中列支。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显著的残疾人，予以表彰奖励，授予“自强模范”称号；对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为残疾人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授予助残先进荣誉称号。

第二章 康 复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康复基础设施建设。省、市（地）建立残疾人多功能康复中心，县（市、区）可兴建一些投资省、适合残疾人康复的基础设施。
第十一条 鼓励有条件的综合性医院设立康复科（室），以便残疾人就近康复医疗。
医学院校应逐步设置康复专业或开设康复课程，普及康复知识，培养康复医疗人才。
第十二条 残疾人比较集中的乡镇和街道，应逐步建立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工疗站、残疾儿童日托站等设施，开展社区康复。
第十三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逐步建立健全残疾儿童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治制度，减少或避免残疾发生。
第十四条 工业、科研等部门应当积极研制、生产残疾人康复专项用品，并组织维修服务。
第十五条 在国家确定的康复项目内，残疾人进行康复医疗所需费用，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残疾职工，按公费医疗的有关规定办理；
（二）享受劳保待遇的残疾职工，由所在单位按有关规定办理；
（三）不享受公费医疗、劳保待遇的集体经济组织在业残疾人，由所在单位酌情承担；
（四）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又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农村村民按“五保户”解决，城镇居民给予社会救济；
（五）不属以上范围的残疾人，确有困难的，可向残疾人直系亲属的所在单位或当地人民政府申请补助。

第三章 教 育
第十六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把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的教育工作纳入义务教育轨道，作为当地实施义务教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一项内容。
普通小学和初级中等学校必须招收能适应其学习生活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应酌情减免杂费。
第十七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有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负责特殊教育行政管理。
第十八条 特殊教育经费应高于普通教育的经费标准，并优先予以保证。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应拨出一定的比例，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确保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同步发展。
第十九条 积极发展特殊教育，市（地）和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区）应设立盲、聋哑、弱智学校。对现有的特殊教育学校应逐步扩充班级。
残疾儿童、少年分散、不具备办特殊教育学校的县（市、区），应有计划地在普通学校开设盲、聋哑和弱智附读班或者招收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
逐步建立盲、聋哑、弱智儿童学前班，对残疾儿童进行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单位应当接收能适应其生活的残疾幼儿。
第二十条 加强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扩大特殊教育师资的招生规模；逐步在中师、幼师学校增设特殊教育专业课程。
第二十一条 鼓励教师长期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对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满二十年的，发给荣誉证书；对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满二十五年，并在特殊教育岗位退休的，所享受的特殊教育津贴计入退休费基数；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特殊教育教师，在职称评定、晋级等方面应当予以优先。

第四章 劳动就业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对残疾人劳动就业进行统筹规划，按照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安排残疾人就业；鼓励残疾人自愿组织起来从业或者个体从业。
第二十三条 残疾人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应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掌握残疾人劳动就业状况，推动分散就业工作的开展，管理残疾人就业基金，组织残疾人职业技术培训，并为残疾人就业提供服务。
第二十四条 鼓励社会以各种形式兴办福利性企业事业组织，安排残疾人就业。

残疾人福利性企业事业组织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减免税及其他有关福利性企业事业组织的优惠待遇。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和扶持福利性企业事业组织的发展。
第二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应按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百分之一点六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经劳动管理部门、残疾人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审定，视情确定分类标准。
不能按前款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按本单位在职职工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缴纳残疾人就业基金。特别困难的，经核准，可视情予以减免。
残疾人就业基金主要用于残疾人职业培训、扶持残疾人就业和劳动就业管理补贴等。
第二十七条 企业实行经营机制改革，应妥善安排原有残疾职工，保证其基本生活。
第二十八条 对国家分配的大中专学校、技校毕业的残疾学生，人事、劳动和民政部门应帮助选择对口专业和适宜身体状况的岗位。
经过专门培训的盲人推拿医疗专业人员，由卫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考核，进行专业职称评定后列入医疗系统管理。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农村贫困的残疾人纳入扶贫轨道，开展康复扶贫，扶持其从事种养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
乡镇人民政府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困难的残疾人，应尽量安排力所能及的公益性辅助工作。

第五章 文化福利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应为残疾人提供方便和优待；省、市（地）图书馆应逐步设立盲人有声读物阅览室或专柜。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逐步建立适合残疾人特点的综合性活动中心；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残疾人比较集中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因地制宜开设残疾人活动室。
第三十二条 省市（地）应定期举办文艺调演和残疾人运动会。被选拔参加县以上文体活动的残疾职工选手，在集训、比赛、演出期间，所在单位应保证其工资和正常福利待遇。
第三十三条 对因公致残，生活不能自理和被市（地）以上人民政府授予“自强模范”称号以及婚后满五年的城镇残疾人，其配偶为农村户口的，公安部门应逐步解决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城镇户口问题。
第三十四条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新建、改建和扩建城市道路、公共建筑设施时，应严格执行《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逐步改善残疾人的环境条件。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做好全国助残日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给残疾人带来切实的利益；并组织好国际残疾人日、国际聋人节、国际盲人节活动，增进社会对残疾人的理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及其代理人或者残联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可对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并责令限期改正：
（一）拒绝招收符合国家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残疾毕业生的；
（三）无正当理由辞退、开除残疾职工、学生的；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安排残疾人就业或拒绝缴纳残疾人就业基金的。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破坏、损毁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公共设施的；
（二）挪用、侵占、贪污残疾人教育、康复、救济、福利等专项经费和物资的；

（三）其他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企业系指本省辖区内的一切企业。
第四十条 本办法的应用解释权属福建省人民政府。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