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
（1995年5月31日武汉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5年7月28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9年8月28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9年11月25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区红十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市、区红十字会独立设置，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可以依照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建立红十字会组织，并在上级红十字会指导下开展工作。
第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承认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缴纳会费的，可以自愿加入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会员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本办法，热心红十字事业，享有会员的权利， 履行会员的义务。
红十字会可以吸收热心红十字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成为红十字志愿工作者，并组织其开展人道主义服务工作。
第四条 市、区红十字会依法产生理事会，并由理事会民主选举会长、副会长，聘请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
第五条 市、区红十字会履行以下职责：
（一）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
（二）协助政府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建设和管理相关备灾救灾设施；在自然灾害和其他公共突发事件中，开展救护和救助工作；
（三）设立培训场所，配备必要设施，组织开展群众性救护培训和防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
（四）依法参与推动无偿献血工作，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负责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的登记、接受等工作；
（五）组织会员、志愿工作者为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特殊人群以及社区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服务；
（六）发展红十字青少年会员，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七）完成上级红十字会和本级人民政府委托的事项；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在上级红十字会的指导下，市红十字会开展同境外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交流与合作。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
卫生、民政、教育、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支持和帮助红十字会开展工作。
第七条 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其他公共突发事件中，公安、交通部门和有关单位对佩戴红十字标志的人员和标有红十字标志的交通工具、物资优先安排通行，并免收其路、桥通行费和渡口过渡费。
第八条 新闻媒体应当宣传报道红十字会开展的慈善公益活动，免费刊载、播放红十字会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其他公共突发事件发生时开展募捐活动的公告以及募捐活动结束后的有关情况通报等内容。
第九条 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一）红十字会会员按照规定缴纳的会费；
（二）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
（三）红十字会的动产、不动产的收入和所属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上缴的款项；
（四）市、区人民政府的拨款。
前款第（四）项分为红十字事业经费和人道主义救助专项经费。红十字事业经费由财政部门列入地方财政预算。
第十条 市、区红十字会兴办的与其宗旨相符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扶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减税、免税优惠待遇，并减收、免收登记和管理费用。
市、区红十字会参与兴办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进口的设备、 物资，海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减税、免税手续。
第十一条 本市红十字会的社会募捐工作由市红十字会统一管理。
市红十字会可以在机场、车站、客运码头、宾馆等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进行募捐。
第十二条 市、区红十字会可以接受社会各界和境外捐赠的款物。
第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给予市、区红十字会用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捐款， 经税务部门批准，按照税法规定的比例在计税时予以扣除。
第十四条 对市、区红十字会接受用于人道主义救助和慈善公益事业的捐赠物资，税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减税、免税和优先办理手续等优惠待遇。
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者捐赠的物资和设备，享受减免关税优惠的，不得转让或者挪作他用。
第十五条 红十字会在募捐和接受捐赠后，应当出具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专用票据，建立账目，完备手续；处分款物，应当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定向捐赠的，应当向捐赠者通报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
第十六条 为发展本市人道主义救助事业，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红十字基金或者基金会。
第十七条 市、区红十字会应当建立健全经费、财产和募捐款物管理制度，对本会及所属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经费收支、财产管理进行审查监督，定期向本会理事会报告经费、财产和募捐款物的来源及使用情况，并向社会公告。
市、区红十字会的财务应当实行专户专账独立核算，依法接受同级人民政府财政、审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冠名“红十字（会）”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并与市或者区红十字会约定其应当履行的人道主义救助等义务。
医疗机构擅自冠名“红十字（会）”，或者冠名后不按照协议履行义务的，红十字会有权按照程序取消其冠名资格。
第十九条 对在红十字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区人民政府或者红十字会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证章。
第二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红十字会的经费和财产。
侵占、挪用红十字会的经费和财产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监察部门责令退还并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2月1日起施行。
产品缺陷是产品责任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各国立法上和实践中对“缺陷”一词的定义和解释，直接关系到权利要求能否实现，同时也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主要闸门。因此，产品的缺陷及其认定标准便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共同研究和关注的问题。
一 、产品缺陷的定义
在美国，1965年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条把缺陷定义为：“对使用者或消费者或其财产有不合理危险的缺陷状态。”在日本，《制造物责任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缺陷，是指考虑该制造物的特性、其通常遇见的使用形态、其制造业等交付该制造物时其他与该制造物有关的事项，该制造物欠缺通常应有的安全性。”我国《产品责任法》第46条对缺陷这样定义：“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身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二、我国对产品缺陷法律界定的缺陷
我国有关产品缺陷界定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多层次的法律体系。首先，《民法通则》从基本法的角度对产品缺陷作了界定，该法第 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条规定将产品缺陷界定为质量不合格有欠妥当，已遭国内众多学者诟病。其次，《产品质量法》作为我国规定产品责任的一部最全面的法律，其对产品缺陷的界定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该法第 46条对产品缺陷作了如上界定：本法称的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可以说该条文在我国作为产品缺陷界定的一条重要的法律规范，已实行了十余年，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此外，一些部委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也对产品缺陷有所界定。如 2004年正式实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该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便对汽车缺陷做出了如下界定：本规定所称的缺陷是指由于设计、制造等方面的原因在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不合理危险，或者不符合有关汽车产品安全的国家标准的情形。这些规范往往成为认定产品缺陷的参照，是对《产品质量法》的有益补充。综上所述，我国《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缺陷认定存在两个标准，即: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的一般标准和是否符合有关国家、行业标准的安全标准。但关于“不合理危险”的内涵以及具体认定，目前我国法律未明确，实践中也缺少具体可行的标准。安全标准自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弊端。同时，《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了判断某一产品是否构成缺陷时，当该产品有安全标准时优先适用该标准，没有该标准时才适用“不合理危险”的一般标准，即在司法适用中，安全标准优先于“不合理危险”标准，这一优先适用规则也存在诸多问题。
三、我国产品缺陷法律界定的完善
1、合理界定“产品缺陷”及其认定标准
对“产品缺陷”国际上存在着两种界定方法，美国采用“不合理的危险”，欧洲国家大多采“有权期待的安全”。无论哪一种，其出发点都是以一个理智人的合理预期为基础，以产品的安全性为考量。若产品所存在的潜在危险超出了合理预期，则该产品存在缺陷，这是确定产品缺陷的基本前提。笔者认为，我国的产品缺陷仍可采用“不合理的危险”的内涵界定。首先，我国自1993年实施《产品质量法》至今，不合理危险的界定方法己为司法界和学界所知悉和了解，不宜更换。其次，日、韩等国对于缺陷概念的界定也非采取单独的可期待安全标准，而是二者的结合，以便更适于其本国国清。第三，“不合理的危险”这一界定并非僵化的标准，实有很大的适用和执行空间。综上，我国产品缺陷应界定为“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在制定《产品责任法》时应彻底摈弃“国家、行业标准”的安全标准，对与《产品质量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产品缺陷的法律界定法》相冲突之处可依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用规则解决。
2、明确“不合理危险”的涵义
对于“不合理的危险”的含义，梁慧星教授采纳了美国《侵权法重述二》的内涵，其认为，对该界定的具体认定，应采取比较法解释方法，参照美国判例和学说，在具体案件中予以确立。①石慧荣先生认为，“对于不合理危险的认定，应考虑顾客的需要，经营者对危险是否能够认识以及消除危险的技术可行性和成本等诸多因素。”②台湾学者刘文琦先生认为，“产品是否具有‘不合理的危险’，应考虑以下因素:①生产者制造产品的合理用途;②一个具有社会一般认识的普通消费者，对其购买使用产品安全性的合理期望;③如果由于认识和技术水平所限，不能在产品收益不变的前提下，将其制作的更安全的或有其他之代替品，应该认为这些产品不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④若产品的各项标准都符合安全标准时，不能就此认定不具有不合理之危险。”③经过分析，本文认为，上述学者对“不合理危险”的界定并不冲突。对于产品是否存在缺陷，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该危险是否“合理”，若合理则该产品不存在缺陷，反之，则存在缺陷。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产品缺陷的一般标准参考了美国的“不合理危险”内涵。对于“不合理危险”这个模糊性概念的判断，需要个案具体分析和大量案件积累总结，而美国不断发展、完善并至臻成熟的产品缺陷司铸经验和相关理论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借鉴。
3、不合理危险标准与强制标准的协调
产品生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根据现有科技发展状况、产品设计加工水平等多种因素制订的，而不是以产品无危险性或具安全性为惟一标准。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却具有不合理危险的情况。因此，认定产品不合理危险的标准与生产标准存在着冲突。关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仍因不合理之危险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时，生产者或销售者应否负担损害赔偿责任？有学者认为，当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仍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时，不宜承担责任。理由为，标准既然由国家制订，国家对危险性之认识优于企业，因为标准认定不善造成消费者损害时，不应由企业承担，消费者应通过产品责任以外之途径救济之。亦有学者采不同看法，，认为如果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仍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时，不由企业承担责任，不利于消费者利益，与产品责任制度宗旨相违背，鉴于此，应当对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要求同时适用不合理危险的标准，违反任何一项标准均可认定具有缺陷。即如果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仍因不合理危险造成消费损害时，生产者仍应承担产品责任。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更符合产品责任之立法意旨。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清河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