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22号
《陕西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办法》已经省政府2007年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8月15日起施行。
省长：袁纯清
二○○七年七月十二日
陕西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办法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三章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
第四章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实施
第五章 补偿抚恤与经费保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及时有效地组织和实施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军区批准的军事训练、演习和部队参加由地方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处置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征用民用运力，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分为动员准备和动员实施两个阶段。
实施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以下简称单位和个人）所拥有或者管理的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设施、人员，进行统一组织和调用。
第四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应当遵循统一领导、分级实施、就地就近、适用适量的原则。
第五条 一切拥有或者管理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
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而遭受直接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依法享有获得补偿、抚恤的权利。
第六条 对在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七条 省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全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区）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宣传和实施国防交通动员法律、法规、规章，对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
（二）组织、指导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调查、统计工作；
（三）制订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
（四）组织预征民用运力开展训练活动；
（五）组织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加装改造工作，提供政策和技术要求，参加竣工验收并负责监督检查；
（六）负责预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登记、编组和管理工作；
（七）组织实施被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集结、交接和复员工作；
（八）负责被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和被征人员的补偿工作；
（九）配合民政部门做好被征伤亡人员的抚恤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和交通、公安、邮政、通信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动员潜力，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第三章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
第十一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主要包括：
（一）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宣传教育；
（二）民用运力基本情况调查、登记、统计和审核上报以及民用运力信息化建设；
（三）制订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并结合预案组织演练；
（四）民用运力的编组、预征用登记证核发以及业务培训；
（五）按照国防动员要求，设计、建造、加装改造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
（六）其他需要准备的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结合本部门年度交通工具统计、登记和审验（核）工作，按照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登记的要求，于每年1月31日前，向同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报送上一年度民用运力登记的有关资料和情况。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对民用运力资料和情况分类整理，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及时更新。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按照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的要求，将本级民用运力情况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同时向军队有关单位通报本级民用运力情况。
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以及获得情况通报的军队有关单位，对民用运力资料和情况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四条 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由省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军区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和本级国防动员需求，会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同级军事机关拟订，报省国防动员委员会批准，并报军区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备案。
设区的市、县（市、区）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由本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上级民用运力动员预案要求，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拟订，报本级国防动员机构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备案。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的调整，按照原拟订程序和批准权限办理。
第十五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任务；
（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组织指挥机构的组建以及职责分工；
（三）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的实施程序和要求；
（四）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保障措施；
（五）其他相关事项。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同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和人民武装动员机构，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组织和指导同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确定预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将预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类型、数量、技术标准和对操作、保障人员的要求、预动员编组情况，通知预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七条 预征民用运力实行登记制度。预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所在地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进行登记，并领取《预征用登记证》。
《预征用登记证》由省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统一印制。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根据本级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的要求，对预征民用运力进行动员编组。编组应当尽量保持预征民用运力单位组织建制的完整。
第十九条 预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况的，应当在1个月内向登记所在地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报告：
（一）运载工具更新、改造、出租、转让和报废的；
（二）预征人员伤残、死亡的；
（三）预征人员户口、机动车驾驶证变更和注销的；
（四）通信联络方式变更的。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对编组民用运力定期组织集中查验。
集中查验应当重点检查预征民用运力的到点率、准点率、动员集结所需时间和民用运力调整变动等情况。查验情况应当向上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报告。
第二十一条 登记在册的预征人员，应当参加由人民武装动员机构组织的教育、训（演）练活动。
对预征运力可以采取集中训练、岗位训练、以工代训和综合演练等方法进行教育训练。集中训练每年不少于1次，综合性动员演练每两年不少于1次。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加强对编组单位及预征运力的动态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制订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加装改造和试验的实施方案。
第四章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实施
第二十四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接到国防动员委员会下达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先号令后，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修订预案并及时提出动员计划任务书，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修订预案和动员计划任务书的动员要求。
第二十五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接到国防动员委员会下达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命令或决定后，应当立即启动预案，并按照国防动员命令的要求，会同同级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向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下达征召通知书，征召通知书应当载明征用时间、征用数量和种类。
第二十六条 被征民用运力集结地的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应当会同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以及有关部门组成精干的指挥机构（以下简称指挥机构），对集结后的民用运力进行登记，查验整备情况，保证按时交付使用单位。
指挥机构应当根据征用对象报到集结情况，建立健全运力编组单位的组织体系，完成编组方案,确定负责人。
第二十七条 指挥机构在接到动员令或决定后，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勘察确定集结编队地域，对民用运力的进出、机动线路和地域的使用进行区分；明确各类动员保障力量进入的时机、位置以及展开保障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征召通知书的要求，组织被征民用运力在规定时限内到达集结地域，并保证被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技术状态,操作和保障人员的技能状态符合战时动员要求。
第二十九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需要使用港口、码头、机场、车站等设施设备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配合、支持。
第三十条 集结后的民用运力应当进行应急训练。应急训练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战术训练，战场救护训练，运载工具急救、自救与互救训练，伪装与防护训练，紧急出动与紧急疏散训练，夜间适应性训练等。
第三十一条 被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需要加装改造的，由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会同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使用单位按照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加装改造实施方案进行加装改造。
承担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加装改造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国防要求进行加装改造，保证按期交付使用。
第三十二条 被征民用运力交付使用单位时，应当办理交接手续。交接的内容包括运力编组名册、运载工具类型、技术状况资料、被征人员的情况资料。
第三十三条 被征民用运力集结期间的技术、物资、油料、生活、卫生等后勤保障工作，由指挥机构负责。移交使用单位后，民用运力的安全防护、后勤保障和装备维修等，由使用单位负责，其执行任务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四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任务完成后，使用单位应当及时向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办理被征民用运力移交手续，并出具民用运力使用、损毁情况证明。
民用运力移交内容主要包括民用运力使用后的数量，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设施的损毁情况, ，操作、保障人员的伤亡情况。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会同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民政部门和民用运力使用单位，做好被征民用运力的复员工作。
第三十五条 军事训练、演习要征用民用运力的，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程序报军区级以上单位批准后，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组织实施。
部队参加由地方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处置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征用民用运力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组织实施。
第五章 补偿抚恤与经费保障
第三十六条 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造成下列直接财产损失的，可以获得补偿：
（一）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和港口、码头、机场、车站等设施的灭失、损坏、折旧；
（二）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和港口、码头、机场、车站等设施的操作、保障人员的工资或者津贴；
（三）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的其他直接财产损失。
第三十七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军区批准的军事训练、演习征用民用运力造成直接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三十八条 部队参加由地方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处置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征用民用运力的补偿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会同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另行制订。
第三十九条 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凭使用单位出具的使用、损毁证明，向原登记的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提出补偿申请，经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后1个月内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予以补偿。
第四十条 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遭受人员伤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凡登记在册的民用车辆，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持省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核发的《国防交通》标志，免收通行费和履行义务期间的公路养路费，履行义务时间不足1个月的，按1个月免收公路养路费。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本级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所需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所需费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本年度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任务编制预算，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三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经费应当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其履行义务，可以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预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单位和个人拒绝进行登记的；
（二）不及时向登记机关报告民用运力变动情况的；
（三）预征人员拒绝参加训（演）练和集中查验等活动的；
（四）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接到征召通知不履行义务或者逃避义务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国民经济动员机构等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主管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一）泄露所收集、掌握的民用运力资料和情况的；
（二）超越权限，擅自动员民用运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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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医生拿回扣是否构成犯罪
潘为
医生开处方拿回扣非常普遍，是公开的秘密，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我国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对这类行为查处不力，非常混乱，有的地方认定为受贿罪予以处罚，有的地方则不认为是犯罪而只作行政处罚。比如2006年1月27日，河北省顺平县法院对该县医生集体收受药品回扣案作出一审判决，包括内二科正副主任在内的六名医生被判犯有受贿罪，同时顺平县法院认定本案中的四名药品推销人员均构成行贿罪。又如2004年浙江瑞安市检察院查出了瑞安市人民医院56名医生收取了110万元药品回扣，最后只对几个担任行政职务的医生定罪判刑，绝大多数的医生只受到了行政处罚。现实中，尽管很多地方查出了不少医生回扣问题，但真正能受到法律制裁的只有部分担任领导职务的医生，对于没有领导职务的普通医生由于主体身份问题，处理不一。
一、普通医生是否为受贿罪主体的三种基本观点
在刑法学界，对于国有医院的普通医生开具处方收受回扣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国有医院的普通医生是否属于我国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争议，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
（一）否定普通医生为受贿罪主体的观点
普通医生受贿在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并且普通医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因而不能够成为受贿罪的主体。理由如下：
1、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才是国家工作人员。刑法意义上的“从事公务”是指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活动。公务活动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活动，具有国家权力性和管理性。医生的处方权只是其从事业务活动的一种资格，就如同教师持有教师证一样，处方行为其本身是一种技术、服务性质的活动，不具有权力性和管理性。因此普通医生开处方不是“从事公务”，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但是如果是医院的院长、科室主任、科长等具有行政职务的人员实施了收受回扣的行为，则当然构成受贿罪。
2、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普通医生开处方收回扣是否构成受贿罪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否认，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的行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定罪不能只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和规定不明，社会危害性再大也不能定罪。只能通过新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来解决争议，在没有相关的法律出台前只能依照行政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二）肯定普通医生为受贿罪主体的观点
肯定说认为，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医生的处方行为对国有医院的药品销售和法律责任有直接的影响，属于“从事公务”。有处方权的医生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在开处方过程中收受回扣，符合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构成受贿罪。其理由如下：
1、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国有医院对药品的管理包括：采购、保管、销售等环节，其中销售环节包括处方开药、药房配药、病人用药。而药房是根据处方销售药品，因此对药品销售起决定作用的是医生的处方。
2、处方行为虽是一种技术性活动，但同时也具有管理性。医生诊断病情后，根据处方权，有权在不同类型的药品中进行选择，并决定用药量的多少，进而影响医院药品销售和管理，因此具有一定的管理性。
3、从法律责任上看，国有医院对医生的处方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医生代表国有医院开具处方，既是医生的专业技术活动，也是一种职务行为，因此属于“从事公务”。
（三）认为普通医生收受回扣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观点
此说认为，虽然国有医疗卫生部门是国有事业单位，但并不是该单位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象那些无任何行政职务的普通医师，由于他们并不从事公务，因此不符合刑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新出台刑法修正案（六）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原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我国目前的国有医院并不是完全由财政拨款，一般都是自负盈亏，其运作近似于企业。因此，对于普通医生利用手中的处方权收受回扣的行为，应当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二、普通医生应为受贿罪主体的理由
不难看出，以上三种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公务”的认定标准不同，对“公务”的不同理解导致不同的结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说也是建立在否定说关于公务的认定的基础上的。笔者认为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普通医生开处方拿回扣不是从事公务，那么担任行政职务的医生开处方拿回扣同样也不是从事公务，因为担任行政职务的医生并不是利用其担任的行政职务上的便利而收受回扣的，根据我国刑法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不构成受贿罪的，因此第一种观点在逻辑上存在问题。而第三种观点中所称的“其他单位”涵义过于广泛，其到底是指“其他非国有单位”还是指“其他所有单位” 仍存在争议，有待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笔者认为应该辩证的来看待医生的处方权，其兼有公务和技术服务活动的双重属性，将此割舍开来的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1、医生的处方行为属于从事公务
所谓公务，《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关于国家或集体的事务”，一般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从事组织、领导、监督、检查、执行管理性的公共事务的活动，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权力性。公务总是和一定的权力、职务相联系，是一种行使国家或公共权力的活动，没有公共权力性的活动不是公务。处方权是国家法律赋予医生的，针对不特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卫生健康的诊断、治疗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力。国家对公共卫生事务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医生的处方权来具体实现，因此医生的处方行为具有“公务行为”所要求的权力性。
（2）管理性。公务行为必须表现为组织、领导、监督和管理性质的活动，不是具体的劳务、服务和技术活动。如果行为人从事的不是管理性的活动，则不能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医生开处方既具有技术性，同时也具有管理性。医生的处方行为对医院的药品销售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医生的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
（3）职能性。公务活动一般是由具有一定职务的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进行的。职务是职权和职责的统一。包括对涉及人、财、物、事各种事务的决定权、决策权、监督权、调查权、处置权、办理权等等。其一切权力都直接、间接来自于国家，即表现为公共权力的直接运用。公务活动表现为职能性的管理活动。医生的处方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取得必须经过医院严格的审批程序，只有取得医师执照的医生才能具有。国有医院作为公益性的国有事业单位，其医生代表医院开具处方，医院对医生的处方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医生的处方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职务行为，具有公务活动所要求的职能性。
2、医生收受回扣构成犯罪的法律依据
我国《执业医师法》第27条规定：医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务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该法第37条第10项规定，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可见，从立法机关的立法本意来看，医生的医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利用职务行为索要贿赂的，构成贿赂犯罪。虽然《执业医师法》和《刑法》是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前者是对执业医师进行管理的行政法，不能直接作为定罪依据，但是在法制统一的大前提下，这两部法律的基本精神之间至少不能互相冲突。因此，过于孤立地强调刑法中的犯罪规定，而不考虑其他法律的内容，是不符合法制的基本原则的。
综上所述，对于国有医院的普通医生开处方收受回扣的行为应该认定为受贿罪，而且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是一直将这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的。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生的处方行为越来越趋向社会性，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公务”的含义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政府权力的下放，很多社会组织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公务行为逐渐分化为政府行政管理、市场经济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三部分。比如说很多社会管理组织的工作人员的行为与现在的公务员行为相距甚远，其已不再具有完全的“行政性”，而更突出的是其“服务性”。因此在判断医生的处方行为时，不应生搬硬套简单的将其看成是一种技术性、服务性或者劳务性的行为，而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后进行认定。比如说现在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其行为更多的是一种市场经营行为，也无多少公务性可言，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他们收受回扣仍按受贿罪处理。近日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的邯郸农行金库失窃案中，两名主犯任晓峰和马向景作为金库保管员，虽然他们从事的工作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劳务，但是考虑到其工作职责的重要性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法院仍然将两人认定为国有银行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几点立法建议。
尽管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国有医院的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存在争议，但应当看到，该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人民群众的反映十分强烈，除用行政法规予以规范外，有必要在刑法或者司法解释中明确将其规定为犯罪。笔者在认真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立法建议：
1、在刑法总则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进行修改。具体的作法是，参考借鉴中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加入的第一项全球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关公职人员的定义，该公约规定，“公职人员包括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工作人员”。我国刑法也应引入此 “公职人员”的概念作为贪污贿赂类、渎职类犯罪的主体，这样不仅能弥补现有的法律缺陷，也能使我国法律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这对于加强我国同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协作具有重大意义。
2、对刑法修正案（六）作进一步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将刑法第163条中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里所称的“其他单位”应作进一步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明确将医院、学校等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单位纳入经济犯罪处罚范围，使司法人员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有法可依。